英国在伊拉克的殖民主义
遗产及影响
[英国]西万·赛义德内容提要英国在一战后划定并拼组了“人造国家”伊拉克，获得对伊拉克的委任统治权。出于维护英国利益的需要，英国在伊拉克的政治、经济、社会领域推行殖民统治，实行“分而治之”政策，直接影响了伊拉克的民族国家建构过程。英国在托管并控制伊拉克的近40年中，扶植亲英的逊尼派政治力量——费萨尔政权，打压什叶派穆斯林和库尔德人，埋下了族群矛盾和宗派矛盾的祸根。基于沙聚之邦的历史基础，加之殖民主义遗产的持续存在，伊拉克共和国建立后，英、美等西方大国在伊拉克的影响从未缺位过，英国的实际霸权仍在伊拉克起作用，主要表现为：扶植亲西方政治力量，干预复兴社会党政权，主导伊拉克国家战后重建。与此同时，历史遗留的民族矛盾、教派冲突仍是伊拉克陷入混乱与动荡的根源所在。国家认同的弱化制约了伊拉克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与强有力有效政府的形成。关键词殖民主义遗产英国政治整合宗派主义民族国家建构作者简介西万·赛义德（SeevanSaeed），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土耳其研究中心研究员（西安）；梁钦，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博士生（南京）。伊拉克是原隶属于奥斯曼帝国的行省。一战爆发后，英国对伊拉克进行了军事占领。年4月，英国取得伊拉克的委任统治权，其领土由巴士拉省、巴格达省和摩苏尔省拼组而成，是个地地道道的“人造国家”。时隔4年后，库尔德人部分土地又被划归到伊拉克，即伊拉克北部地区。从那时起，伊拉克这个新生的“人造国家”便难有和平与繁荣，伊拉克人民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国家治理的自主权。在伊拉克，不同的部落、宗派、政治团体之间鲜有在同一国度的社会共存思想，对国家的认同十分脆弱，形成了部落、血缘、家族、伊斯兰、阿拉伯主义社会认同分野。在碎片化社会中，伊拉克人民对于社会主义、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意识形态相关概念相当陌生。年3月，英国当局在开罗召开会议，宣布成立伊拉克王国，采用君主制。在君主制时代(~年)，伊拉克虽在名义上摆脱了英国的委任统治，但在政治、经济等领域仍然深受英国“分而治之”政策的影响，阿拉伯人的社会地位远远高于其他民族（库尔德人、土库曼人、亚述人等）。年，伊拉克共和国成立后，在其发展初期，尤其是~年间，深受埃及总统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GamalAbdel-Nassir)的影响，当政者将伊拉克泛阿拉伯主义的意识形态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年到年，伊拉克复兴社会党军官集团执掌政权，伊拉克进入集权政治时代。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提出了这样的口号:“阿拉伯人只有一个国家，它有永恒的使命”。在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执政期间，该国建立了庞大的组织体系。年3月，美、英等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后，复兴社会党失去了政权，伊拉克政治失序，安全形势恶化，宗教极端势力肆虐。“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控制了该国的部分地区，使伊拉克人陷入财产被毁、民不聊生、生命安全得不到保障的悲惨境地。直至年底，“伊斯兰国”最终被击溃，伊拉克才从分裂、动荡态势转向国家重建阶段。伊拉克在其将近百年的历史发展中，经历了太多的苦难，交织着外部干涉与国家主权的博弈、民族与教派纷争、宗教极端主义的侵害。奥斯曼帝国瓦解后的伊拉克，是在“分而治之”的政策基础上建立的。英国人为了控制这片土地并从其自然和政治资源中获益，在促进部落主义且分裂不同群体的基础上创建了伊拉克。英国在伊拉克的统治方式从军事占领到建立委任统治，再到伊拉克王国的建立，乃至后来伊拉克的独立，英国与伊拉克的互动始终贯穿整个哈希姆王朝，英国势力始终未离开过伊拉克，只是通过改变方式，其目的仍是维护英国在伊拉克的利益。鉴此，本文基于历史事实，将伊拉克国家发展的曲折且艰难的经历追溯至英帝国创建伊拉克、实行间接统治时期，探究其殖民遗产。同时，本文也将集中讨论影响目前伊拉克社会和政治局势发展的几个特殊事件。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独立后伊拉克国家内部出现的教派矛盾、政治暴力等情况，都与英国殖民主义及其委任统治的遗产有很大关联。一些学者认为，当下在伊拉克发生的事情是美国的意愿和政策的产物，而非英国所为。但在笔者看来，直到今天，美国驻伊拉克的部队参与伊拉克的战后社会秩序重建，实际上与英国的意志和殖民遗产密切相关。英国人的殖民心态一些学者认为，目前学界对19世纪欧洲殖民主义的研究往往侧重于它对殖民地地区和人民的影响。但关于殖民观念对宗主国社会的影响，学术界研究不足或很少有人进行讨论。事实上，英国管理其庞大帝国的殖民经历与做法，至今仍对相关国家的政府和民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19世纪殖民帝国的鼎盛时期，英国经历了一系列重大的社会改革，废除奴隶制，更加关切穷人的利益，并开始了妇女选举权运动。英国的殖民经历对上述这些改变起了推动作用。英国的“例外主义”（Exceptionalism）因其殖民经历而在国民心中根深蒂固，它促使英国政府进行政策调整，提高英国公民的生活条件，将其公民与殖民地人民区分开来。可以说，英国人历来认为自己与其他欧洲国家不同，这可能与其地理位置有关，毕竟英国一直以来就是一个与欧洲大陆其他地方分隔的岛屿国家。随之而来的是英国人拥有一种优越感，并且这种优越感在19世纪由于各种原因而被放大，其中包括英国在阻止拿破仑进攻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而且，与其他欧洲国家相比，英国在有效避免政治动荡方面更胜一筹。英国人产生优越感的部分原因还在于他们倾向通过改革而不是革命来解决问题，这在19世纪自由主义的改革中随处可见。英国的殖民帝国经历也是英国“例外主义”的主要来源之一。大英帝国在鼎盛时期曾拥有比其本土超百倍的庞大的海外领地。到一战前，英国控制的势力范围占全世界面积的1/4，这让许多英国人感到非常自豪。英国与其殖民地领土之间生活质量的显著差异，则进一步强化了英国人的这种心态。近代的大英帝国无疑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并远远超过其所有的殖民地。然而，在这个国家内部，贫富悬殊很大，不平等程度很高，并不是所有的英国人都能从国家经济发展中获益。不平等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在19世纪，英国政府针对不平等态势制定了《济贫法》。正如威廉·布斯将军在其著作中所暗示的那样，从某一程度来讲，伦敦的贫困状况与非洲相差不远。就此而言，英国的“例外论”并不像殖民主义者试图追求的那样完美，而是有争议的，因为英国的国内情况也并不像殖民地人民所想象的那样富足。正是基于殖民心态表现出的“例外性”，英国大张旗鼓地推行更为自由的社会运动，如女权运动的兴起。一位著名的英国女权主义者认为，没有什么比女性在英国的地位更使非洲人和亚洲人吃惊了。甚至有人自认为，对于东方人来说，英国女性的读写能力令人无法想象。英国男性需要给予女性权利，以使自己国家的女性与众不同，并使他们在对待女性的方式上优于他们眼中所谓的“野蛮人”。英国人除了显示其与殖民地相比有着道德上所谓的“优越感”及“独特性”之外，也渴望在道德伦理上更优于其他欧洲国家，尤其是它的对手法国。为证明英国的文明程度比法国的文明程度“更高”，英国人需要营造在道德上优于法国的情势。给予妇女选举权被认为是一种超越法国的方式。英国人认为自己“例外论”的观点在学者中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对本文而言，这有利于读者理解英国人“例外主义”这一概念。通过大英帝国过去海外殖民的实践及其延续至今的遗产，我们可以了解到英国“例外论”的产生、内涵，及其对殖民主义贪婪心态的影响。回顾英国对伊拉克将近40年的殖民统治与后殖民时代英国对伊拉克遗产的历程，有助于我们理解英国委任统治的概念。英国对伊拉克的委任统治是其适应新时期殖民主义政策的需要在中东推行殖民统治的产物。英国将其所认同的政治制度直接移植到伊拉克，正是基于其所谓的“优越感”。纵观冷战时期及之后美国对中东地区事务的干预，评论家们会认为，英国的遗产仍然影响着这些独立后的国家及其社会发展。伊拉克这一“人造国家”可以更恰当地看到英国殖民主义在地区内外的潜规则和统治政策。英国殖民遗产对伊拉克的影响：历史概述在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中，伊拉克一直是最复杂的地区之一。由于奥斯曼人的利益通常集中在其他发达地区，因此出现了当政者对这一地区管理不善的情况，被任命的总督在试图约束沙漠部落和北部定居的库尔德社区时也遇到了问题。虽然该地区发展较为落后，但欧洲人越来越意识到这一地区潜在的战略价值和商业重要性。早在年，英国就向巴格达派遣了一名常驻特工，这是对法国军队意图越过美索不达米亚前往印度的小小回应。年，英国政府决定资助一支探险队，探索使用蒸汽船在幼发拉底河上航行的可能性。到19世纪50年代，英国人又开始考虑可在该地区扩展铁路交通。而俄国在波斯的扩张对英国在中东地区的交通造成了威胁，因此幼发拉底河流域铁路连接地中海和海湾的计划引起了英国政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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