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癜风的治疗 http://pf.39.net/bdfyy/bdfzj/不经意间的羞辱别人或者被人在言语上侮辱，引起对骂、拳脚相加，甚至诉讼，这在我们的社会里也越来越常见了。贫穷、社会不公等带来的屈辱感，当被人触及到自己内心深处的这些痛点时，一种被侮辱的感觉一下子就在全身满溢开来，然后以各种形式爆发出来。
有时候争执的双方是无心之失，说话时没有顾及对方的感受；有时候却是一种故意的挑衅，不管以某种智识上的优势，还是阶层上优越，骨子里还是不尊重对方。人们总是以不同方式来撕裂人与人之间原本脆弱的联系。即使我们经常会提到同情心、“同理心”（empathy）这些积极处理人际关系的原则，但是在某个具体的时刻、情境里，我们还是感到被伤害了。
若放到黎巴嫩的电影《羞辱》中来看，对于理解“羞辱”（insult）提供了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主人公因刚开始言语上的不快，导致后来诉讼的不断升级，甚至引发国内的不同群体之间的冲突、抗议。导演想表达的基于不同身份认同的人群、经历过不同历史事件伤害的人群，如何来看待自身和他者的关系。
奥斯卡·王尔德说过“绝大多数人都是他人”，这句话听着怎么都觉得是句废话，但是，却合乎情理的解释了“他们的思想史某个他人的意见，他们模仿他人的生活，他们最爱引用他人的话。”他人是自我认知的来源。可是又有多少人会冷静、理智对待别人的看法，更别说在双方观点冲突时，理性的思考更多被情绪上的对抗和冲突所取代！
影片开始的时候，亚西尔作为施工的负责人纠正社区的违规建筑，因托尼的排水管从阳台上突出来，将水直接排到街道上，或者说是直接洒在亚西尔的身上，亚西尔上楼与托尼进行交涉，但是遭到托尼的拒绝。在未经托尼允许的情况下，径直将水管改道。若站在观众的角度来看，这本来就是个善良的举动，但是托尼认为亚西尔的行为冒犯了他，径直将已改好的水管砸烂。对于对方不可理喻的行为，亚西尔忍不住骂了句“混蛋（asshole）”，然后就离开了。
对于托尼而言，感到了极大地冒犯，感到自己被羞辱，两人的冲突由此爆发。此时托尼是比较克制的。托尼找到亚西尔的上级，要求亚西尔给自己道歉，但是亚西尔认为自己没有做错什么。即便在亚西尔的上级居中调解下，双方没有任何人作出让步。
在亚西尔上级的进一步施压下，亚西尔同意道歉，和他的上级来到托尼的修理厂门口，准备给托尼道歉。然而在故事中却又节外生枝，矛盾在这一刻进一步升级，原因有亚西尔自身的纠结、踌躇和不情愿，也有托尼言语上进一步刺激。
在修理厂的电视里不断播放黎巴嫩争取自由左翼的演讲的渲染下，托尼作为一个信仰基督教的黎巴嫩人，将自己被伤害的情感全部归结到作为巴勒斯坦的人的亚西尔身上。
正当亚西尔准备道歉的时候，托尼以愤怒口吻向亚西尔宣泄道“你知道吗？你们是一个混蛋的民族！否则你会道歉的，这个坏名声是你们应得的，就像犹太人说的，巴勒斯坦人从来不会再对的时间做对的事”。亚西尔脸上的表情在此刻充满了不满，起身离开。亚西尔的上级劝阻时候，托尼的情绪却在此刻被完全释放了，“如果沙龙从开始就灭绝你们该多好”。亚西尔转身朝托尼腹部揍了一拳。两人的对抗全面升级了。
第一场诉讼的时候，双方都没有聘请律师。法官很好的控制了庭审，按照自己的节奏对原被告进行了询问，比如问道亚西尔在之前的施工时是如何做的，如何处理与社区的关系，自己是怎么做礼拜的等等。法官让亚西尔解释为什么自己准备要道歉的时候却打了对方，这时候亚西尔却沉默了，认为自己承认自己有罪，就没必要再解释什么。法官通过询问双方及自己的直观判断，认为亚西尔是无罪的。但是法官的判决却点燃饿了托尼的情绪。托尼当庭拿出了自己摘录的法条。来声讨法官的不公！
即使法官的判决是合情合理的，在托尼被拖出法庭，荧幕上呈现他在夕阳中手扶腹部，在公路上忍痛前行的画面，让人心痛。托尼身上所呈现的那种屈辱、愤恨以及内心的不公平感让人感到心酸。这对观众而言是种矛盾的情感，但托尼的情绪在故事里却是合情合理的。
第二次的庭审占据了影片大部分的时空，托尼委托的律师更多在庭审中想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作为黎巴嫩人如何来看待黎巴嫩这片土地上的巴勒斯坦人和难民，以及这些战争及后来的难民潮给原来的黎巴嫩人所带来的影响。甚至为了站在托尼的立场上进行辩护，律师甚至想去挖掘年发生在黎巴嫩达穆尔的屠杀，正是这场战争中屠杀给托尼造成了难以克服的心理伤害，这才是导致托尼被认为被羞辱的根源。也许导演借双方律师之口，表达了自己的政治观念。
没有人为政治上的错误行径作出解释和道歉，在这里之前的事件中的政治团体以及现在当政者没有人认真去反思过。而那些受到伤害的普通民众默默忍受着这一切所带来的心理创伤和“羞辱”。
虽然故事是以两人的口角开始的，但在结局部分，已经演化成国内不同群体、民族、宗教等的对抗和冲突。每个个体不假思索的选择站队、站在自己的群体、团体、宗教的教条下与对方发生摩擦、冲突。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每个人都是受害者，都感觉被对方所羞辱、遭受对方不公正的对待。
每个人都会被自己的立场、视角所遮蔽，在表达自己的诉求的过程中。难免撕裂整个社会！
法律是不公的吗？似乎在导演眼里，法律让双方有机会在法庭讲述自己的故事，更重要是在这个过程中，各自都意识到自身那种“脆弱”情感的根源，在具体事件中，自己达到与自己的和解，并在某种程度上释怀。至少法官在影像中让对立的双方的这些情绪都得到了极致的释放！
法律是客观的吗？是价值无涉？很难讲两次庭审的法官有什么明显不恰当的行为。法官也会有自己的主观情感的上判断，很难客观的到没有主观判断在里面。当事态愈演愈烈时，对于基于不同的身份认同，发生在群体、民族、宗教等基于不同认识，法官也很难去处理、解决这些政治性的议题。
基于身份认同而引发的暴行、战争也许在现今的世界也没有消除，呈现出愈演愈烈的局面。个体肯定有多元的化的身份归属。可能同时是无神论者和唯理论者。也可能一边读着圣经，一边去研究马克思主义…甚至一个法律工作者，呈现的是法律至上论者和法律虚无主义的矛盾体。
事实上，总有一些具体的情境让人产生怀疑，并对自己过往所谓的身份认同、所坚持的一些观念和立场产生反思。多元主义的价值或者宽松的社会氛围值得人不断提倡，但更为重要是作出理性选择的能力，“在思考与决策的自由上，在尽量确保人们享有自由选择的前提下，弘扬多元主义”（阿马蒂亚·森《身份与暴力—命运的幻想》）。更进一步讲：
“理性必须优先，因为即便要质疑理性，我们必须得靠说理的办法。”
羞辱别人或者被人羞辱时，至少不会是理性的，也许是处于自我中心主义，也许是出于自己的阶层优越感等等。有多少人人能够敏锐的捕捉到对方的情绪并恰当地表达自己？现实中，阶层的差距越来越大，而面对诸多被羞辱、被侮辱的事件我们似乎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化解？一方面自我为中心的放大自己的欲望、释放自己的所谓的优越感，另一方面，似乎以一种不讲道理的生活方式撕裂这人与人之间脆弱的联系。
影片最让我触动的场景有两处：一处是当两人在被总统劝和离开时，亚西尔的汽车打不着火，托尼在车已经开走后又掉头回来帮他修理；另外一个场景，在案件第二次审理的过程中，托尼被许多其他极端的巴勒斯坦人攻击时，亚西尔主动找到托尼，用言语继续刺激托尼，让托尼以“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方式，打断自己两根肋骨。
为什么这样的场景远比法庭上洋洋洒洒的道理令人印象深刻？我总觉得每个人身上都有种朴素的情感和能力：一种未经思辨的自制能力。愿意为自己错误承担责任的勇气，反思自己的能力。
若是我错了，就该去给别人道歉，虽然有时候我们未必会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抑或妥善的来表达自己的歉意和情绪。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我们肯定拥有多重身份和情绪。只是在不同的情境里，扮演着不同的或是相反的角色而已。
俱兴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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