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期奥斯曼帝国世俗政治与宗教政治的博弈及

奥斯曼帝国是伊斯兰文明演进序列中重要的一环，上承古典伊斯兰世界的阿拉伯帝国，下启中东现代民族国家。尽管学界普遍认为奥斯曼帝国统治者结合阿拉伯帝国的宗教、法律和政治惯例，拜占庭与萨珊帝国的治国观念，中亚细亚的草原传统以及“加齐”理想，建立世俗政治体系与教界权力体系并立的教俗合一政治体制。但奥斯曼人作为皈依伊斯兰教的蛮族，其政治权力脱胎于部族权威和武力征服，掌控政治、经济、军事权力的奥斯曼苏丹设立被称作“迪万”、行使政府政治、司法、金融和行政功能的政务会议，通过任命帝国最高行政长官大维齐尔和亲自主持每周四次的政务会议来实施其世俗政治。奥斯曼苏丹对宗教的倚重远远不及阿拉伯哈里发，哈里发也不经常加诸奥斯曼苏丹称号之前；而且在帝国疆域内，哈里发只在穆斯林社团中才有存在价值，所以多种族、多宗教信仰的奥斯曼帝国更多强调的是政治统一而非宗教认同。作为伊斯兰世界的霸主，奥斯曼苏丹更多将承继的教俗合一体制视为一种传统，将乌莱玛阶层作为实践宗教政治统治的重要依靠力量。所以说，奥斯曼帝国的教俗合一政治体制从来都不是浑然一体的，宗教政治对世俗政治的依附贯穿奥斯曼帝国始终。近代以来尤其是在晚期奥斯曼帝国时期①，在西方殖民主义和现代化改革的冲击下，以苏丹为首的传统政治力量作为宗教政治的捍卫者实力下降，而以现代化精英为代表的新型政治力量作为世俗政治的倡导者逐渐影响甚至主宰了奥斯曼帝国的历史走向。20世纪初期的世界历史转折带来奥斯曼帝国的解体，曾经隶属于奥斯曼帝国的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黎巴嫩、约旦、巴勒斯坦与以色列、利比亚、埃及、苏丹、阿尔及利亚、突尼斯、摩洛哥以及阿拉伯半岛诸国等中东大部分地区纷纷走向自治或独立。尽管现代中东诸国在建构民族国家的过程中极力撇清与奥斯曼帝国的关系，但随着现代化进程中诸多问题的凸显和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兴起，关于晚期奥斯曼帝国世俗政治与宗教政治的关系及其对中东历史走向的影响引起学者越来越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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