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地铁5号线上一度有陈道明的大幅广告，广告中的他放松的躺在草地上，衣着讲究得体，清风徐来，绿草被吹的微微弯头，广告里的陈道明一脸淡淡的微笑，舒适、安逸的中产感与广告外拥挤的早高峰和疲惫的上班族仿佛两个世界。
陈道明生在天津一个中医世家，父亲是燕京大学毕业生，后在天津医科大学教英文。受家庭影响，少年时期的理想是当律师、外交官、医生，人生规划里完全没有“演员”。但高中时为了躲避上山下乡，有个正经的城里饭碗，不得已报考了天津人艺话剧团。?进剧团后也没有一鸣惊人，多数时间都在舞台上跑龙套，一跑就是六七年。
那时候演艺界都是吃大锅饭，主角和配角的收入相差不大，加上自我感觉“入错了行”，对出人头地没有什么奢望。人生起步阶段没有经历什么急功近利的熏陶，很自然地便学会了将很多东西看淡。不像现在的演员，接受了太多以竞争为主、甚至强调“你死我活”的教育，心理整个就跟着急功近利了。
年，30岁的陈道明凭借电视剧《末代皇帝》获得了第7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男演员和第9届中国电视飞天奖优秀男主角。此后陈道明不紧不慢的演了多部作品，在电视剧《康熙王朝》中深入人心的演绎成为了他最经典的角色之一。
在事业成功的同时，陈道明也拥有令人羡慕的婚姻。陈道明和妻子杜宪认识的时候，杜宪还在北京广播学院就读，陈道明只是天津人艺的一个不知名的演员而已。年，在考上广播学院的第一个暑假，她到天津探望舅舅。舅舅趁机把同单位的陈道明介绍给她，那一年，陈道明23岁，杜宪24岁。陈道明为了不与妻子杜宪两地分居决心要考上一个好学校。年，他进入中央戏剧学院表演进修班研习。年，杜宪大学毕业，分到中央电视台做《新闻联播》的播音员。陈道明也成为杜宪的“首席观众”，只要有她出镜，他都会守候在电视机前“关心国家大事”。年陈道明夫妇的女儿陈格出生，13岁就被送到了英国读书。杜宪从她一直热爱的传媒业悄然隐退，在家里做全职太太，后成为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
陈道明从小弹得一手好钢琴。只要在家，每天要弹上两三个小时，兴致高时会弹四五个小时。他有一台珍藏版电子钢琴，无论去哪儿都会带着，在外拍戏间隙就会用它来代替钢琴，有时碰巧剧组有设备，也会弹弹手风琴、吹吹萨克斯。钢琴对他来说是排解心中不平的利器。
中年的陈道明迷上了画画。磨好墨汁，铺好宣纸，手握画笔，然后打开地图，回想多年来拍戏到过的地方，然后挥笔泼墨画山水。画好后贴在书房的墙上，一遍遍观赏、对比，直到自觉不错了，这幅方才作罢。
他还喜欢研究各种棋，可谓琴棋书画样样精通。
陈道明喜欢独处，因而有了更多时间思考人生、钻研爱好。还写的一手好文章，文章里都是他对演艺圈、对人生的思考：
“其实不光演员，现在整个社会都得了‘有用强迫症’，崇尚一切都以‘有用’为标尺，有用学之，无用弃之……许多技能和它们原本提升自我、怡情悦性的初衷越行越远，于是社会变得越来越功利，人心变得越来越浮躁。
这个世界不是你的世界，不是说你成功了，你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我觉得做人的最高意境是节制，而不是释放，所以我享受这种节制，我觉得这是人生最大的享受，释放是很容易，物质的释放、精神的释放都很容易，但是难的是节制。
男人最大的财富是苦难，我说的苦难是指无法避免的苦难，而不是寻找苦难。及时行乐和享受只是生活的点缀。将来的孩子面临最大的痛苦是爱情和金钱，他们没有经历灵魂上的苦难是他们最大的苦难。”
从陈道明的文章里可以看到他性格的沉稳大气和他对人生的透彻顿悟，这种完整的世界观在浮躁的演艺圈非常罕见。
偶尔，他也会做点手工。家里甚至有一个很大的房间专门用来放置糖人、面人、木工、裁缝所用的工具。女儿常年在国外，想她的时候就会浇个糖人，捏个面人，或者干脆穿针引线给她裁剪一身衣裳，聊解相思之苦。
陈道明还喜欢给妻子缝制手工皮包。妻子4年前退休了，喜欢弄点十字绣之类的，有时夫妻俩就同坐窗下，杜宪绣她的花草，陈道明裁他的皮包，窗外落叶无声，屋内时光静好，很有一种让人心动的美感。
这样一个十项全能的男人有一种超脱凡世的简单纯粹。他说：
“人活得简单一点才高级。我这个人不沾烟、酒、牌，不喜欢应酬，从不光顾酒吧、歌舞厅之类的娱乐场所，很少参加饭局，即使参加，一般也不超过半小时。工作之外，剩下的便只是读书、练字、弹琴、下棋，为女儿做衣服，为妻子裁皮包了。
这些或许都是“奇技淫巧以悦妇孺”的事儿，远不如一场饭局来得更有用，但人活着，需要给自己的心灵安一个家，让自己保持自我、本我、真我。无用方得从容，洁净如初的心灵及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才能成就百毒不侵的自己，心没病，身体自然安康。”
最后，附一封陈道明自述，供大家仔细体味：
到了喜欢往回看的年龄了。小时候我家住一个小楼房，院外有一棵很粗的老槐树，夕阳西下，窗帘撒的都是慵懒的光，我愿意看着老槐树的枯枝，因为上面栖满了乌鸦。
常德道小学一年三班，我永远忘不了的一个班级。前些日子和同学小聊，一聊没完没了。我这班同学是从小学一直到中学，因为住在一条街上，所以朝夕相处。
这条街叫重庆道，街还在，老人儿不多了。更多的是为了看这条殖民街的游客们。往日的静谧已荡然无存。
现在体会了什么叫年轻？就是第一次越来越多：第一次上学，第一次工作，第一次恋爱，无数次令人兴奋不已的第一次——什么叫年老？就是最后一次越来越多，最后一次出门，最后一次吃饭，最后一次穿鞋，无数令人沮丧的最后一次。
想起那个年代，制服、自行车，吃的是大锅饭，我庆幸经历过它。尽管经过文革各种运动，包括物质生活的贫乏，但那种单纯带来的美好，始终不能忘却。
那时候世界没有这么赤裸，一个孩子是奔走在理想的大道上，不是包裹在金钱里往前走的。也可能是因为自尊，也可能是因为虚荣，也可能当时社会之风气，让欲望包扎得比较严实，现而今反倒变成了一种美好。
年拍《围城》，十集拍了一百天，戏能不能拿奖，能不能火，不在创作的概念里。大家就是在一起完成一个工作，因为那是我的职业。八十年代中期，一部《末代皇帝》三十多集拍了四年，也没有觉得怎么还不拍完。我们天天骑着自行车去拍戏，从东城奔西城，酬劳上，每个月大家都惦着夜宵补助费，因为比片酬多。
等到九十年代开始，文化与商业开始交流，愈演愈烈。庆幸的是，我这些所谓的理想主义的思想，完美主义的念头始终没有放弃—尽管时常被物质崇尚所摧残。
九十年代名利的出现也教会了我轻狂，到什么程度？不自重、自不量力、自以为是。无视了比你能力更强的人的存在，这就是狂。
我说过我不爱交朋友，其实不然。只是交往方式不同，我不会跟别人甜如蜜，也不会让别人跟我甜如蜜。我觉得人真是掏心窝子的时候，就离分开不远了。有时候有朋友跟我说太多他自己的东西，我会制止他。
一、这个跟我没关系，对我来讲是没有用的；二、掌握对方太多的东西，会产生一种“悬空”的情绪，永远在两人之间罩着，你把所有的“秘密”都告诉我了，好似肺腑。这种距离不会产生多少美感，到头来只落得个“不在乎”。
走到现在，我并没有觉得它是最好的方式，只是我接触社会的一个最好的方式，可能别人觉得厮守在一起很美好，很快乐，其实也不错。
谈谈工作，我的运气不错。愈发觉得自己没什么不得了，老天不给机会，到现在也什么都不是。这是一个机会主义色彩很重的行业，有时光拿能力说不了话。看看现在这个行业很多现象就明白了。这个年代是只求结果的年代。
跳水与游泳
都说男人最重要就是责任，我理解责任基础首先就是“不欠”。于国——祖国培育了我，所以要努力做到遵纪守法，国家需要我的时候我要尽义务和责任，因为我爱这个国家；于家——父母养育了我，要尽孝让老人为你而欣慰；于妻——要尽力维护这个家庭的利益；于子——因有你这父亲而骄傲；于友——因有你这个朋友而快乐；于人——因为你的存在而有益。这就是我理解的——知恩图报。尽管努力了，还是欠得太多。如果有能力当然如果能为社会做出更大贡献，能为他人做点什么更高尚。
我说过三五年可能会退出。活到老演到老，我不觉得自己有这个能力。观众已经看了二三十年了，还不烦你这张脸，这是很难的。留个念想吧，给人留一个念想可能还好一点。潜下心来自己看点书，再学点别的东西，进入一个平静的状态。我们这个行业一旦走进去，想平静很难。昨天同行朋友给我发信息：是不是又在挣奶粉钱呢？我回个信息：今年不入你们娱乐圈——我庆幸有可进可出的弹力。
在行业里我是属于一猛子扎进去再出来的人，这几年一直是这样进进出出。我是跳水运动员，不是游泳运动员，跳水是入水即出，游泳可就得一直泡在水里了。
名利这个包袱，有点重！这么说有点儿得便宜卖乖的嫌疑：但没有背过的人很难体会，有一些人背了一辈子。我不知道是幸还是不幸，其实这包袱还是可以放下的，它带来的并不完全是美好，权衡之后，就能做出选择了。
“谎言”是文化上一个特别大的暗算，我们经常在生活当中听到这样的话：我实话告诉你，说心里话，说白了吧，我跟你老实说吧，我一点不骗你，我们有多少这样的“真诚惯语”，就有多少谎话产生。好容易说一句实话，而且这句实话还不一定是实话，你一生当中有多少时间说的是实话？骗一个人也就算了，活该他倒霉！如果谎言在社会上呢？
现如今，很多人的生存观完全变了。过去伤害别人觉得自己挺对不住别人的，觉得羞愧；后来伤害不伤害无所谓了，现在，伤害完了还觉得有理，我该伤害你。
我为什么戴墨镜，就是要告诉你，其实每个人可以示众的部分不要那么多，不要再释放偷窥这种恶，这个恶适可而止。
有三十岁的朋友告诉我，他活得很焦虑。社会走得太深，你就会焦虑。能对生活多控制一点，焦虑就会少一点。
一天到晚在饭桌上跟人吃饭说话—说的话跟自己毫无关系，说的都是张三李四，王二麻子，好消息、坏消息、真消息、假消息都得搁进去——你就是垃圾桶，你盛也得盛，不盛也得盛。搁这么多垃圾，怎么可能不焦虑？
朋友往往会问：你在家都干嘛？我说什么都没干，发呆呢。
我认为发呆是最放松的事。尝试把自己脑袋放空，哪怕只有几分钟，其实也挺幸福的。
人生大部分是空白，人忍受不了空白就要往里边填东西，给自己加载。其实最好的事儿就是跟好朋友一起发呆。有一起发呆的瞬间，说明关系是多么放松。
我们常常在与人接触时让自己撑着，都是怕话掉地上，话接话，赶快接起来，太累。
而且焦虑感很大一部分来自不自由。我觉得很多人达到“自由”的状态是在“无能期”：退休了，社会不需要你了，年轻人不需要你了，孩子不需要你了，有人认为这是自由，其实那不叫自由。自由不是被抛弃，而是放弃。
我曾经在西北一个庙门口看到一幅对联：“在高处立，着平处坐，向阔处行；存上等心，结中等缘，享下等福。”我一直在体会着它。“在高处立”是说可以站得很高看问题；“着平处坐”，踏踏实实，平等对人；“向阔处行”，就是说心胸要开阔，做事要变通，别走死胡同；存上等心，就是存善良的心，要自律；结中等缘，就是不拒人千里之外，也不零距离接触，中庸；“享下等福”，就是说要能吃苦。
这是一个很难达到的境界。
行而正难，思无邪难上加难。
我们家
现在让我了如指掌的是我的家。家一定得干净利索，桌子上摆的东西歪了，我就一定要扶正。我喜欢收拾家，这是一种心境，收拾完特干净，会觉得很舒服。我觉得男人最大的时尚就是多在家待一待。其实把所有该回家的人都召回家，这个社会就会安定许多。现在有多少不回家的人，不是因为事业，而是在酒桌上，歌厅里。如果晚上每个家庭的灯都亮了，也是一种时尚。
我的孩子不用管，学习也还行，她有一个很好的心态，有点像她妈，比我强。不过看什么事了，有时还是不放心。前两年有一次，她跟我说要和朋友去红螺寺玩，我当时觉得她说话有些紧张，我吃完饭一琢磨，不对，肯定不是和朋友出去，十有八九是谈了男朋友出去玩的。我不放心，得看看怎么回事。我就开车追踪。没想到在红螺寺的路口她走错路了，一掉头回来，正好和我擦肩而过—还是那个男孩先发现我的。女儿很气愤，就给她妈打电话，声讨我。
其实她瞒着我也是可以理解的，可能她觉得这段感情还八字没一撇呢，没到通知我的时候。我那时就跟她说，去山里有些远了，在城里怎么玩都行，当爹的只能说这样的话了。
后来他们分手了，估计是我把那男孩吓跑了？
我太太对这样的事，比我心宽。怎么形容她？一句话：非同凡响。最可贵的是，挺真实的。她也是个自省的人，从不会伤人。平时语言也不多，你也看不见她和谁红脸。有一些事发生在别人家，可能就是惊天动地了，到我们家好像根本没发生一样，这就是宠辱不惊。
我太太的工作就是管好女儿，照顾好家里的老人。其他所有事都是交给我，装修房子她就不管，一直到我把筷子准备好。
我们家现在有多少钱，我都不知道，这些我不管，她也挺迷糊。我俩都不是理财的人，但是她或许比我清楚一点，我是根本不知道。
我不太花钱，我要是手里有五千块钱，这五千块钱能在兜里搁三个月。我太太比我要节俭许多，她去的基本上都是打折的地方，这可能也是个乐趣。
我有时跟她说，便宜的东西，确实有时不禁用，你五块钱的一件衣服可能穿五年，你买两块五的衣服可能就穿一年。哪个节约呢？但她也不是抠门，她是针对自己而已。
我是风筝，我太太是那个牵线的人，我飞得再高，还是在她手里。
我家是一个特别安静的地方，很少大声喧哗。
平和、无欲，是修行的最高境界。陈道明可能是我最喜欢的中国演员，而这，并不是因为他的演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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