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6日零时起,北京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响应级别调整至三级。随后,导演贾樟柯在微博里发出影院复工复产的呼声。然而,随着疫情形势发生变化,一些地区纷纷出现和北京相关联的确诊病例,十天后北京应急响应级别又由三级调至二级。影院复工复产似乎愈发遥遥无期。无数电影人不知道,还要守护电影梦想多少个日日夜夜,才能换来影院的重启和影业的重振。“电影死亡”从来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继胶片死亡后,电影在现实世界受到的震荡不安更是前所未有。从一场全球疫情之下的世界停摆,到2月27日传奇法国电影杂志《电影手册》编辑部的集体辞职,再到受美国反种族主义冲击而被暂时下架的《乱世佳人》……在21世纪的今天,“电影是什么”这个问题需要被重新回答。尽管如此,不断探索的美学追求和不能自已的社会责任,仍存在于电影之中。“电影死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曾经我们作为共识而赋予电影的,和每个电影人都在奋力完成的东西,那个终极的消失。6月15日晚,北京大学人文特聘教授、北京大学电影与语言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戴锦华老师,带我们展开了一次密集的灵魂交流。让我们走进这场电影的盛宴,思考电影对于现实的回应。
一、《电影手册》编辑部集体辞职:
一种意义上的“电影死亡”
“电影死亡”这个话题已经说了很久。年柯达公司申请破产保护,年美国关闭最后一个本土电影洗印厂,告诉我们胶片电影时代终结了。每一次这样的新的进程的推进,包含年、年好莱坞一线影人以资本活埋胶片为题的联名抗议,和到今天为止仍然有大量的好莱坞一线影人坚持“我们做出承诺,我们要拍胶片电影,我们要使用胶片”……这些仍然在进行。然而,《电影手册》编辑部的集体辞职事件还是对戴锦华构成了震惊,甚至是某种创痛,这件事更强烈地让她去体认着一种意义上的“电影死亡”。有人说,《电影手册》编辑部的集体辞职是经营不良的结果,可戴锦华却无法苟同。《电影手册》其实从来都不是一个大型的商业杂志,从来也不曾拥有亿万读者,它从来都是极端个性化的、小众的杂志。它从来小众,却对世界电影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安德烈·巴赞是《电影手册》杂志的创始人,也是第一任主编。他所著的电影评论文集《电影是什么?》,是电影理论、电影史、世界电影人、电影研究的一个地标式的著作。他追问电影本体,也追问电影艺术生存的前提和依据。安德烈·巴赞《电影手册》编辑部当时吸引了一批爱电影的年轻人,他们是杂志的青年编辑,也是青年作者,而这批人的集体登场构成了法国电影新浪潮。这大概是百年世界电影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我们所熟悉的戈达尔、特吕弗、夏布罗尔等新浪潮、左岸派电影导演,都曾在《电影手册》编辑部的摇篮里工作并且出而为电影人。这是一次整体的影评人拍电影的实践,而世界电影史因此被改变,世界电影美学因此获得极大的丰富和发展。自此之后,几乎世界电影史每次的重要转折,不论是政治的、美学的、理论的、艺术创作的,甚至生产体制的,都与《电影手册》相关,它几乎贯穿了艺术电影史。《电影手册》对于电影史,至少意味着双重的参数。一重是电影美学革命不断的倡导和推进,是对好莱坞所代表的资产阶级电影美学的彻底的颠覆性和不间断的以原创去挑衅那些逐渐陈旧、逐渐死亡的电影叙事模式。另一方面,《电影手册》是激进政治的。这个激进政治指的是直面现实,介入现实,坚信电影必须对现实有所承担。《电影手册》第一期封面这样的双重态度使得他们在八十年代以后开始扮演另外一重角色,就是向欧美世界引荐非西方国家电影和第三世界国家电影,这大概是新的董事会要求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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