睹物思人，时隔十年，我再次见到家里的中药柜，许多往事如泉水般涌上心头。有一位老人，他生前影响虽然不大，但却让相邻们肃然起敬，即使他已去世十年年，但回忆起来，让然甘醇。
我的记忆是从80年代的乡下开始的，当时，身边的人虽然清贫，但却都朴实无华。
村子里有个说法，在清朝道光年间，村里定居了一位员外。该员外有8个儿子，因为其中一个儿子无子，他想过继兄弟的儿子但最终没能成行，不得已招了赘婿。此赘婿姓郭，他在当上门女婿之前就有言在先，三代之后，若有两个以上的孙子，则要让小孙子还宗。果然，赘婿后来有三个孙子，最小的孙子回归郭姓，因此村子里便有了一户姓郭的人家。。
郭门虽是外姓，但因为家世特殊，所以和村子其他人家辈分不乱，互不通婚，彼此仍是亲戚。到了第四代，郭家有一个独子，这位独子，就是我的爷爷。爷爷出生于新中国成立之前，幼时家里很穷，为了吃饱肚子，什么苦活累活都干过，可能因为营养跟不上，他看起来非常瘦小。爷爷虚岁13岁那年，离我们村约有30里外的一条知名的街上的一位老中医打算收徒弟，很多小伙子闻风而动，纷纷前去拜师。在那个年代，医生地位较高，被人称为先生，若学得妙手，更是受邻里尊敬。
于是，爷爷想抓住这个机会，央求父母（我的曾祖父母）带他前去拜师。曾祖父母虽然知道儿子不是学医的料，但为了不让孩子遗憾，还是凑了五斤谷子和半斤腊肉去了老中医家。遗憾的是，老中医见我爷爷身材弱小，斗大的字不认识一个，根本没有给我爷爷机会。我的曾祖父母出言央求，老中医还是拒绝，让家人送客。
我爷爷不死心，他跪下给中医门口给老中医夫妻磕头，额头磕出血来，中医夫妻见他实诚，便答应让他跟着打杂。注意，不是收徒，是打杂，只管吃管住，不发工资。
爷爷知道，自己的短板在于不识字，所以，他先从认字开始。遇到不懂的，他就问师母，师母没有儿子，见我爷爷勤奋，也非常喜欢，很用心地教他。半年后，爷爷几乎把常用字全部学会，老中医见他态度良好，是可塑之才，这才正式收他为徒并决定倾囊相授。
从识药、识方、配伍，再到问诊、切脉、针灸，我爷爷学得很快。平时师父出诊，他就帮师父背药箱，这一背就是五年。五年后，他已经能够独立坐诊了。
用老中医的话说，我爷爷具备“出师”的能力了。正在我爷爷高兴之余，他遇到了一个大“麻烦”，因为他没有“证”。
在封建社会，医术都是师徒相传。但在新中国，乡下学医的医生没有“执照”，属于“赤脚医生”，按照政策，这样的医生是不允许公开行医的。若想光明正大的治病救人，就必须要通过考试。接下来，爷爷为了考证，花了近十年的时间，前三次都没考上，第四次终于考上，期间有人劝他放弃，他都坚持了下来。在取得国家认可之后，他已经快到了而立之年，在师父师母的安排下，我爷爷娶了师母的外甥女为妻，这位新娘，也就是我的奶奶黎氏。
爷爷结婚后，回到村子里开了一家中医馆，为附近想乡邻治病去疾，口碑很好。爷爷行医有三大原则：第一，不拒绝病人。记得有一年新年，天还没亮爷爷就被人请去家里看病。在家乡的风俗中，大年初一是不请医生的。但爷爷没有顾忌风俗，立即背起药箱出了门。
第二，不上门要钱。仁心仁术是医者的标签，但是，医者也要生活。为了权衡二者的关系，爷爷就用起了“账本子”。那个年代大家都很穷，很多人欠爷爷的医药费，爷爷虽然记账，但从不上门讨要。
第三，尊重自己的职业。有一年过年，父亲贴了一副对联，下联是“生意兴隆通四海”，爷爷看到后，二话没说就把对联撕掉。还把父亲臭骂一顿：“我们的生意若兴隆了，那乡亲们岂不是都要生病！”
另外，乡下人的取暖条件很差，爷爷每年都会配许多自制的冻疮膏，若有相邻来看冻伤，他总是免费赠送。还有许多中药方需要药引子，爷爷每年都会备下很多诸如苦杏仁、大枣、灯心草之类的药引子免费送给需要的病人。，爷爷溘然长逝，过了耄耋之年，已算高寿。临终前，他把账本子烧掉（欠费的一笔勾销），下葬那天，父亲遵照遗嘱不接受非亲戚的吊唁，但方圆十几里的村庄里还是来了很多人吊唁，父亲准备不及，只好打电话给街上的几个饭店，让他们送席面过来招待客人。后来，父亲给爷爷立碑，仍有很多人来烧纸。十年生死两茫茫，而今，故人已去十年，前几日回老家看到以前的中药柜，对老人家更是缅怀。爷爷的一生，是励志的，是充实的，更是值得敬仰的。他像一团萤火，虽然影响范围有限，但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发出亮光。遗憾的是我年幼时对爷爷的理解不是深刻，如今回忆起来，爷爷是一位君子，是一壶窖藏的贵州习酒，历经年代，给人醇香。#窖藏88岁月弥香#
窖藏88岁月弥香——我与光阴的故事，感谢贵州习酒发起的本次活动，让我有机会为大家分享我80年代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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