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白癜风公立医院 http://baidianfeng.39.net/bdfby/yqyy/科威特面临的问题并非该国独有,在海湾地区具有一定普遍性。
——湾叔
科威特是全球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手段最为严苛的国家之一,主动关闭了当地所有非必要的服务设施,严格确保商店中的食品安全,每日公布疫情信息,对疫情集中爆发区域进行严密隔离,还从海外接回了逾3万名侨民。自今年3月初起,科政府开始在部分地区实行宵禁,至5月10日将宵禁范围扩大至全国所有地区。截至5月25日,科境内共有确诊例,治愈例,死亡例。目前尚无法确认疫情造成的人员损失情况,但据科卫生部估计,此次疫情在当地造成的死亡人数约在-范围内,具体取决于防疫措施的执行程度。
相较于抗疫方面的雷霆手段,科威特在经济方面的刺激方案是所有海湾阿拉伯国家中最为谨小慎微的。迄今为止,该国中央银行仅小幅降息、对有限的抵押贷款予以减免和对中小企业及部分居民的贷款给予展期。但现实的严峻情况是,未来一年内或有超过50万外籍人口离开科威特,加之国际油价滑落至历史地位,该国本就因抗击疫情而承担了巨大的财政压力,如今推进实施“愿景(Vision)”改革计划的道路看上去愈加艰难。
科威特埃米尔SheikhSabahal-Ahmadal-Jaberal-Sabah提出的“愿景”志在打造一个全新的国家经济体系,通过鼓励私营部门发挥更大作用,将该国建设成为地区的金融和商业中心。改革计划包含了多个“五年发展计划”和“七个支柱”,愿景目标雄心勃勃。目前,“愿景”的建设已进入了第三阶段,侧重于激发私营部门的活力。问题是,在疫情带来的前所未有冲击下,科政府如愿实现本阶段目标的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这清晰地反映在埃米尔本人于5月9日发表的斋月讲话中。他着重强调了当前形势的严峻性,并提醒内阁在资源利用上必须更为明智高效,要求政府立即削减预算支出。
这篇斋月讲话结束后数日,埃米尔的儿子SheikhNasserbinSabahal-Ahmadal-Jaberal-Sabah发表题为《复兴港口(RevivingthePort)》的专栏文章,明确指出了加快推进“愿景”的必要性,强调这是该国经济摆脱对石油高度依赖的最佳长远解决方案。在“愿景”推进的首个阶段,由于科政府与议会间的“府院之争”,再加上当地商界对该改革计划响应寥寥,因此遭遇了颇多阻碍。现如今,这位埃米尔的长子认为,疫情带来的危中有机,希望这次疫情的冲击能够提高人们对于改革迫切性和必要性的认识,进而加快“愿景”的推进和北部湾战略港口的发展建设。
想法总是好的,但科威特国内的政策制定者们需要考虑一个更为紧迫的问题,即疫情引发的高技能外籍人才的外流。这个问题应当成为科内阁政策议程中的头等大事,因为这些高技能外籍人才的流失将对推进“愿景”所需的知识转移和技术引进产生显著的不利影响。
具体影响几何?现在还无法得出确切答案。最有可能出现的一种情况是,那些来自拥有良好医保系统国家的高技能外籍人才将逐步离开科威特,因为他们会担心无法在海外接受到良好的医疗救治服务,因此担忧继续在海外工作生活的安全性。这一点在55岁以上的“再就业”人群中和那些自身本就有健康问题的人群中,尤为突出。而恰恰是这样的群体在科威特经济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他们往往在各个机构中担任中高层管理职务,且大多是花费重金从海外知名企业“挖”来的。
多个国家的驻科威特大使、贸易专员或是银行家、投资者和工商界人士,在疫情对于高技能外籍人才影响的问题上,看法较为一致,这也再次凸现出了该问题对科威特未来经济发展的严重负面影响。
以在科的澳大利亚人为例,该国在科常住人口总数不超过人,大致上可以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是短期居留人士,他们通常就职于健身会所、理疗中心或是宾馆酒店业、零售业等。在疫情爆发后,约有不到人趁机场关闭前匆匆离开科威特。这类人群离开的原因在于,他们所供职的行业受此次疫情打击最为严重,且他们本身收入水平并不高,银行账户中没有足够的储蓄以应对疫情期间的在科各项开支。
第二类是中短期居留人士,他们主要在建筑业、油气行业担任管理职位,例如顾问、监理或工程师等,还有一部分人从事教育工作。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双重国籍,还持有黎巴嫩、埃及和约旦的护照,且普遍在科威特生活多年。在这些人中,担任中小学教师的那部分大多也在机场关闭前逃离。他们很多人是单身没有家庭牵绊,离开的主因是在科薪资不高且对暑假后何时重新开学缺乏信心。相较而言,担任大学教授的澳大利亚人因为薪酬更为优渥且更有保障,因此目前大多留在当地,但也普遍抱持着观望的态度,考虑再坚持数月后离开。而建筑行业和油气行业的澳大利亚人,很多尚未续签合同,目前已被解雇或将被解雇,这些人也必将在机场重新开放后离开科威特。预计这些中短期居留人士最终留下的约在-人左右。
第三类是长期居留人士,他们在科威特经济的各个领域都发挥着关键性作用,绝大多数也都是双重国籍者。从对经济的影响来看,这部分人群一旦离去,远比前两类人群的影响更大。从目前情况来看,他们正在对各自状况重新进行评估,已有大概50人在机场关闭前离开,还有更多人考虑在未来一段时间离开。有一位知情者说道,“虽然有很多人并不愿离开生活许久的这个地方,但他们在当地的生意已经做不下去了,口袋里的钱正在一点点枯竭,因此不得不考虑收拾行装回到澳大利亚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总体来看,在疫情期间已经离开科威特的澳大利亚人占到总数的35-40%,还有更多人正在考虑未来几个月后离开。
除了澳大利亚人以外,其他族裔的外籍人口也在不断流失。数百名加拿大籍的教师,出于和澳大利亚籍教师相似的考虑,在前不久离开了科威特。还有一名韩国人透露,科威特当地多个大型工程项目上的韩籍工程师,约有70%已经离开了该国。受影响的项目不乏al-Zour炼厂这样的大型石化项目。这种流失状况很可能导致人力资源和项目设计管理等方面的脱节。
还有一些国家的在科人士,目前还无法确认流失的情况,例如在护理和服务领域占主导地位的菲律宾人。同样重要的还有科威特当地的印度人,他们在工业、商业、服务业的各个部门都担任着重要职务。从目前情形来看,已有数万名中高收入的印度人拖家带口离开了科威特,其中相当一部分不会在疫情结束后返回。相比之下令人略感鼓舞的是,在科的1万多名美国人(不包含美军人员)普遍选择留下,特别是那些执行军事项目合同的承包商和做普通生意的商人们都暂无离开科威特的计划。不过,还是有数百名美国籍教师离职,给教育系统留下了难以填补的职位空缺。来自欧洲各国使馆的信息显示,虽然暂无大规模“逃离潮”,但由于在科生活的经济压力陡增,相当数量的欧洲国家公民很可能会在未来6个月内选择离开。
受影响最大的要属在科的埃及人,他们分布在各行各业中,也在当地引发了极大的政治争议。除了经济上的压力和疫情的冲击外,当地的排外甚至仇外心理也是造成埃及人大批离开科威特的重要原因之一。这种排外和仇外情绪早在疫情爆发前就长期存在于科威特当地的政治生态中。该国国民议会议员Safaal-Hashem长期呼吁驱逐在科外籍人士。近期,科威特国内确诊病例的快速增长似乎进一步支撑了她的看法,帮助她的支持者们将疫情爆发的责任推到在科外籍人士的身上。
科威特政府一直反对排外行为,通过以多种语言提供公共信息、将外籍人士纳入当地医疗服务体系等显示自己的包容性。但很明显的是,越来越多关于在科外籍人士遭受不公待遇的负面新闻于近年流传开来,而这在一个信息传播高度畅通的世界中,这些负面新闻中的排外因素很容易被人为放大并产生具体后果。过去两年间,科威特与菲律宾在这一问题上就产生了纠纷。发生在科威特国内针对菲律宾籍家佣的暴力事件导致菲政府叫停对科的劳务输出,医院面临严重的护士短缺问题。如果这些负面新闻持续发酵,本就在对待外国人方面名声不佳的科威特会更难以招募到外籍人才赴该国工作,特别是那些高技能外籍人才。除此以外,科威特还可能在劳动法执行、第三方诉讼等方面面临外部干预的压力。
展望后疫情时期,科威特如希望顺利推进“愿景”,则必须在宏观政策层面开始着手解决高技能外籍人才流失的问题。疫情过后,围绕高技能劳动力和专业人才的争夺将是科威特政府需要考虑的头等大事,因为这与创造有利于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环境息息相关。事实上,即便科威特决策者们冀望提高国民就业率,该国仍然需要引入大量的外籍人士,毕竟本国人口总数实在是太少了。
编者注:这篇文章的原文刊载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网站上,作者是一位科威特姑娘ShaikhaAl-Hashem。她的观点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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