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意见》出台后，有些人很兴奋，甚至有人提出想辞职去租地当农民，还有人预计，以后最赚钱的不是房地产，而是当农民。您觉得这是一种空想，还是有可能成为现实？
陈锡文：越来越多的人看好农业我很高兴，但能不能成功并不好一概而论。在投入前，需要理性的、实事求是地做个分析：你了解不了解农村？会不会种地？打算在地里做什么？能否获得收益，并定期把地租交给农民？遇到风险，有没有对抗之策？
在《意见》出台前，城里人到乡下租地创业的情况就不少见。在租地过程中，有赚到身家百万的，也有倾家荡产的。道理很简单，从来没有哪一个政策出来后，所有人都能成功，成功者毕竟是少数。距我们比较近的是，国家很早就允许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经营创业，为什么不是人人都辞职去当老板？因为这和个人性格、能力、风险承受等因素有关。下乡租地的人一般有两种：一种是厌倦了城市生活，向往田园生活。然而时间一长就会发现，远离繁华热闹，各种生活设施不完善，和想象中差距还是很大的。二是做现代农业。很多人到农村创业时，脑袋里勾勒着北美的农业风貌，但最大的区别是北美偌大的农场里就一户人家，且自己耕种、赢亏自负。现在，我们国内一些公司到农村租地，管理者不懂怎么种地，而是雇佣农民来种。但地里产量多少跟农民是没关系的。因为农业和工业最大的区别，第一是工作量没法计算，第二是没法监督其高效工作。
记者：新型城镇化的进程中，一些乡村在消失，一些不断空心化。农民还可能成为一个有吸引力的职业吗？在世界范围内，又怎样评价农民这个职业呢？
陈锡文：从现在多数国家的情况看，农民不是一个差的职业。全世界农业大概分两类。一类集中在亚洲、中东以及西欧的一部分地区，人类文明起源较早的地方。人类已经在这些土地上繁衍了几千年甚至上万年，形成了人多地少的农业。东亚和东南亚、约旦、黎巴嫩、阿富汗等地区和国家，基本都是以小农为主；第二类是新大陆国家，这些国家农业有多年历史，跟几千年农业文明的国家相比，呈人少地多的农业形态。
传统国家农业的基本特点是人多地少。从经济学上看，为了更好地利用土地，需要搞灌溉、修梯田，需要很多人集聚在一起。从社会学上看，这里有村庄。而到新大陆国家看，农场规模很大，往往人少地多。一个农场耕地动辄上万亩，有森木、草地、水面等，但只有一个农场家庭，没有邻居，也没有村庄，所以这两种农业形态差异非常大。总体来看，人少地多的国家资源多，生产成本低，农作物卖到国际上赚钱的可能性大，农民的绝对数量在国内占比重较低，这些国家农民的经济收益要比我们国家的农民高。那么，农民究竟是不是一个有吸引力的职业呢？这还要看个人追求。新大陆国家的农民比一般国家的农民经济条件好。但是，这些国家地广人稀，农民生活需要忍受孤独寂寞，缺乏面对面的人际交流。如果有些人天生追求恬淡生活，那也无妨，如果有些人向往热闹，那就得习惯忍受孤独。所以，在不同的国度，不同的历史阶段里，在不同的追求中，一定会有些人愿意当农民，但也不可能所有人都愿意去当农民。
记者：最近有一本新书热销，叫做《如果可以这样做农民》，作者走访台湾的乡村和农民后，在笔下呈现出一个个人与土地、粮食和蔬菜的温情故事，给人启发。我们刚才探讨了农民这个职业在世界范围内的大致现状，现在国内的农民基本是两种形象：一种是在现代化农业技术和电子商务鹊起后积极参与，带来经济收入和希望，还有一种依旧是面朝黄土背朝天、比较沉默的形象。做了这么多年“三农”工作，在你心目中，什么才是农民最理想的形象？
陈锡文：在封建土地制度和社会政治制度下，绝大多数农民生活困苦，农业技术和科技创新不具备基础条件。传统农业周而复始生产，除了土地、阳光和农家肥，周期过程里看不到有外界的物质和能量注入，产量和效率的提高全靠农民自己琢磨。前段时间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周年举办了不少活动。孙中山先生的农业思想在当时就很了不起。一是改革土地制度，保障农民的权利。二是加快发展现代化农业，让土地养活更多人。三是保障农民权益，提高农业效率。某种程度上，他基本上刻画出现代农业要发展的样子。农业发展不只为了农民，还能给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巨大支撑。从年到年底，除了台湾和西藏，国内都完成了土地改革。现在，孙中山先生提出的改良农地、发展现代农业机械化和农产品加工等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不具备实现条件的，也都实现了。年国民党到了台湾后也开始着手土地改革，避免了大地产的集中，台湾农业也搞得不错。
我一直期待，有那么一天，当各种不同职业的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农民可以随意、自豪地自我介绍说，“大家好，我是一个农民。”我想，未来的农业是可以制造出这样的农民的：他们生活体面、充满尊严、没有自卑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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