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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门战争爆发后,各国外交官都去哪儿了


最近因为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导弹,以及年底阿联酋支持的南部武装力量与哈迪政府军发生冲突,也门内战已经进入了“混战状态”。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4月5日称,也门已经成为世界上人道主义最严峻的国家,有近万人需要救济。

也门的民不聊生,也反映在其政治机构的瘫痪上,尤其是在外交领域。

图片来源:Forbes

据法国学者、前外交官ChristianTestot的研究,也门同叙利亚和利比亚一样,同样也在外交活动方面受到了影响:由于大使馆陆续关闭以及当地不稳定的安全局势,其他国家根据外交人员被“流放”的地点,在这三个国家形成了“流浪”的外交联络方式。在下文中,也门出现的这种情况被戏称为“画地图“测试。

外交安排

在所有仍与也门维持外交关系的国家中,只有大约二十个国家还保留着大使馆,分为三类:

第一,十六个国家的大使馆选择跟随也门合法政府,先是在年12月随其“流亡”到亚丁,又于年2月“流亡”到吉达和利雅得。这十六个国家包括安全理事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海湾国家合作委员会的六个成员国、几个欧洲国家(除英国和法国外,还有德国,新西兰及欧盟),及日本、埃及和土耳其。其中大部分在萨那留下了一些工作人员,以满足日常维护和安全需要。

第二,伊朗、叙利亚、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四国的大使馆依然在也门首都以无大使的形式保持活跃。

第三,俄罗斯兼顾了各个层面,不但在萨那存留了一个活跃的无大使大使馆,还从年秋天起向在利雅得的哈迪总统正式派遣了大使。两个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数量相仿,进行着类似的外交工作。前者在萨那负责和也门实际“当局”的联络,后者则负责与利雅得的合法政府保持外交关系,与前者在国际社会中扮演的角色无二。

由于也门境内的战乱,十七名“被流放”的大使(包括俄罗斯大使)也分为两种:

一种是被派遣到也门的大使:在被胡塞武装和全国人民大会党(GPC)于年11月占领前的也门首都萨那,和在合法政府及各国大使馆之后迁移到的首都利雅得,他们先后两次向合法政府递交了国书。

另一种是推动也门外交的大使:由于贸易被中止,除去少量的合作项目和领事事务外,他们不需要处理任何的双边关系。他们主要的角色是辗转于不同地区,在和各方的会面中推动和平进程,并积极参与特别事务组促成的会谈,或直接与其对话。其中包括年到年间在瑞士日内瓦和比尔市举行的十国谈判,和年在科威特举行的十八国集团会议(其后扩充为十九国)。

在这些外交机构中,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和其他几个P5之外的欧洲国家(欧盟,德国,新西兰和意大利),以及日本,都在“与各方对话”的理念指导下进行着外交活动。因为在当地的外交人员联系过于分散,于是催生了“流放外交"。

外交事务:绘制地图

自从年3月开始爆发武装冲突,“流放”中的大使们无一人回到也门。但欧盟大使是个例外,年8月初,他前往萨那传递“人道主义讯息”。驻守在萨那和亚丁的大使们有着不同的脱逃缘由。

1、萨那:主要是政治上的原因,其次是安全问题(萨那被反政府武装占领)和后勤活动被阻挠(如联合国的飞机)。进行任何外事访问活动的人员都有被识别身份的风险。

内战前的萨那城

比如阿拉伯国家联盟试图以安全理事会第号决议的名义隔绝也门的实际“当权者”,认为胡塞武装和全国人民大会党是叛徒,理应恢复占领前的状态。对于入境航班的乘客名单,他们会一例一例排查、授权。

尽管从一月起,他们放行了英国议员安德鲁·米歇尔和欧盟大使,但不能忽视的是,七月他们拒绝了一艘载有三名BBC记者的联合国航班降落也门。

2、亚丁:也门的合法政府正试图加强亚丁作为新首都的地位,而不仅仅是暂时性的首都,所以非常欢迎外交官的到访。

也门亚丁

但是,外交访问目前主要面临着两项限制:其一,安全问题,常年被标记为袭击目标的亚丁安全局势极不稳定;其二是政治原因,分离主义运动通过败坏合法政府的名声日趋繁荣,同时也在寻求提高自己的国际知名度。

在所有的省会城市中,似乎仅有穆卡拉暂时能够提供差不多的安全条件,然而由于机场关闭了民用航线,为出入穆卡拉造成了诸多限制。这一看不出缘由的举动也许仅仅是为了满足当地主张自治者的野心吧。

在这些限制下,外交联系只能从也门境外进行,并且表现出了鲜明的地域性,这就是“流浪外交”。

沙特阿拉伯:政治中心

利雅得与其说是合法政府的总部,不如说是避难处。因为总统哈迪在利雅得有一所行宫,政府就被安置在与之毗邻的一所酒店大楼里。除了年秋天曾几度尝试回归亚丁外,哈迪总统几乎一直住在这里。副总统阿里·穆赫辛·艾哈迈尔(AliMohsenal-Ahmar)相伴其右,仅在自己马里布(Ma’rib)的据点寥寥出现过几次。首相和几个部长(外交部长,石油部长等)也都长住在这里。

也门问题的其他参与者们也下榻在沙特首都。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理事会(CCASG)的总部以及阿盟的主要工作人员都位于此地。此外,安理会也门问题特使艾哈迈德也在这里于十九国集团峰会开始前发表了述职报告。

吉达的位置

吉达是一个沙特阿拉伯的典型“也门城市”。

几十万也门工人以合法或非合法的身份居留在这里。年,因为萨那政府没有与萨达姆的伊拉克对立,也门工人遭到了报复,他们被像牲畜一样赶了回去,无暇顾及签证要求。

许多“政治难民”在吉达受到了欢迎,尤其受到了那些20世纪60年代以来历经了几次重大危机的“失败者们”的欢迎。(这些人主要是年发动分裂活动失败的北部和南部部落首领,或像传闻里说的,哈德拉毛王朝的最后一位素丹)

也门高层人员和也门的新旧盟友们常常到访或常住吉达(约有名“忠实的”议会议员曾在这里逗留了数月),包括改革派的奠基人和议会前发言人谢赫·阿赫马尔(SheikhAhmar)的两个儿子。

最后,吉达还是沙特大商贾的故乡。这些大商贾是哈德拉毛家族的后裔,对吉达这块土地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怀。他们通过Bugshan公司,为哈德拉毛家族的海外年青人提供了奖学金项目。

自然而然地,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理事会成员、日本和土耳其也把本国大使派遣到了沙特,几乎都在利雅得。但美国大使基于内部行政原因留在了吉达。

安曼:人道主义中心

冲突爆发后,约旦在接纳也门人的过程中搬出了许多条条框框,比如在也门人急需的医疗系统方面。然而,约旦包容了多达数万也门人(包括数量不确定的难民),以及各种国内社会组织和政治团体的活动。

更重要的是,安曼成为了几乎每个在也门的联合国团队的后方基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和联合国特使都以安曼为据点,和几十名员工的团队一起,时刻准备着前往伊拉克或阿富汗等地执行任务。

德国也把大使馆设在了安曼。欧盟和新西兰为了离人道主义组织更近,也将在这里设立大使馆。美国人和英国人也派遣了一些人员驻守在这里的大使馆。

开罗:政治中心

与约旦相反,埃及对也门人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不仅获取签证容易,而且生活成本低,政治活动自由,还有定期飞往亚丁的航班,数量甚至超过了安曼。有超过二十万也门人定居在这里,几个部长也在这里安家。也门人的社会生活方式在埃及扎了根。

前全国人民大会党的骨干或部长们也在开罗进行着政治活动:穆罕默德·阿里·阿布卢赫恩(MohammedAliAbulohoum)的和平与建设党和前总统阿里·阿卜杜拉·萨利赫的几个部长形成的“七人组织”走到了一起;全国人民大会党的前高层和几个著名人士建立了“四人组织”。几个将军和大批官员仍然保持中立,他们或许会成为将来反战计划军事力量的雏形。他们都和故土也门保持着联系,其中许多人的家人仍留在也门。还有一些则和胡塞武装互通有无。

马斯喀特:和国内也门人保持联系的地方

阿曼人总是被卷入也门敏感的调解任务里,主要是人质抵押的形式。马斯喀特并不是阿盟成员国,只是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组织的总部所在地。在马斯喀特,其他国家可以与胡塞武装官方进行联系,不同党派之间的调解活动也在这里进行。前总统萨利赫的一些家人和亲戚在此定居。

还有三个国家也在联系也门的地图上,但是以更为敏感或更特别的形式:

1、阿联酋:在收容也门人时限制颇多,但阿布扎比当局对南部、正统王朝派和分离主义派之间的联系和影响实行较为谨慎的政策。阿联酋试图通过此种方式尽可能地维持与也门前总统萨利赫的沟通渠道。

2、黎巴嫩:贝鲁特的也门人群体体现了当地的社会特征:富有的流亡者和商人比较靠近前政府,胡塞武装的人则位于南部郊区。此外,黎巴嫩还有一个学生群体(如贝鲁特美国大学和黎巴嫩大学)。虽然人数不多,但他们在网络上非常活跃,特别是在萨那的战略研究中心和年轻女性主义运动中。

3、吉布提:可能是在地理位置和人际交往中最靠近也门的国家。在前总统萨利赫的体制下,吉布提和也门有着长久的双边关系,包括贸易、银行业等领域。这种情况决定了吉布提对于阿盟实行“支持但不参与”的谨慎政策,保持政治中立,愿意接受难民。

吉布提与也门隔“湾”相望

虽然不是重要的政治区域,但地理位置临近也门使吉布提成为了人道主义组织进入也门重要的后勤基地,尤其是国际红十字会和无国界医生组织。此外,对于需要派遣船只前往荷台达港的组织来说,吉布提也是他们的大本营。

最后,不得不提伊斯坦布尔。严格来说在也门问题上没有任何存在意义,但伊斯坦布尔在年到年间举行了两次和平会谈,并且有可能再度举行。

当然,以上所有的也门“政治海外难民”中心都在发生着变化。这些主要参与者与外交人员一起来往于相关地区的各个城市,参加各种会谈和采访。其中大部分和也门本土还维持着家庭、部落和政治联系,有时还会回到也门短暂逗留。

也门问题的政治活动牵扯到了第三国,活跃、积极且涉及到了方方面面,但四处流散的居民已经无力再控制也门本土的事态发展。这种情况带来的风险在于,随着武装冲突持续发酵,只致力于恢复各方协商的“酒店大堂外交”可能会越来越与现实脱节,使回归本土变为不可能。

本文为译文,作者为法国国际关系学院研究员、前外交官。

参考资料:

ChristianTestot,NomadicDiplomacy:TheCaseofYemen,Ifri,4October,.

译者\杜若瑜

杜若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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