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于《中国国际战略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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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与伊拉克战争中的武力使用：学术与政策思考
AdamRoberts
亚当·罗伯茨爵士[1]
英国牛津大学高级研究员、国际关系荣誉教授
内容提要：英国在伊拉克战争中的武力使用揭示了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从英国学界与政策界的不同视角观察，战略考虑与法律考虑的差异、国家诉诸战争的权利、国际法在战争中的适用，以及联合国决议的“持续权威”问题都在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中造成影响。关键词：武力使用学术政策法律
伊拉克战争年打响。在很大程度上，这不是一个光芒四射的故事：武力使用从开始的短暂成功滑落到未曾预料的困境当中，并基本以失败告终。或许有人认为，往事应该被静静尘封，但我们知晓，失败中总能提取出真知灼见，尤其是在本场战争中，出现了引起普遍以及持久兴趣的问题。许多国家可能会感兴趣，包括中国。笔者想解答的中心问题很简单：首先，诸多英国学者对伊拉克战争的怀疑态度是否符合情理？其次，官方报告是否坐实了他们的猜测？最后，从对伊政策制定的许多失败案例中，我们得到何种教训，对今日又有什么启发？
这场战争深深得影响了英美两国对海外军事行动的认识。两国对特定形式的、活跃的国际干预主义的怀疑态度普遍上涨，这从年叙利亚内战伊始直至年12月阿勒颇市围困反叛分子等事件中两国在干预问题上的迟疑态度可见一斑：西方弱化为对悲剧冷眼旁观的角色。毫无疑问，时间的钟摆终有回荡的一刻：如果读者从本文中推导出英国已对海外军事行动丧失兴趣，那也将是不对的。与此同时，由于西方不愿在叙利亚采取行动，其他行为体就行动了，包括俄罗斯。
确实，年英美两国的政治地震：英国脱欧投票（年6月23日）与特朗普赢得总统选举（年11月8日），与一个事实有关：至少从年起，两国在海外的军事干预行动令人沮丧，包括年开始的阿富汗军事行动、年伊始的伊拉克行动以及年的利比亚行动。这些行动均未有明确结果。虽然介入这些事件并非造成英国脱欧和特朗普赢得选举的唯一原因，这两人也并未提出明确的替代性外交政策，他们仅仅展现出某种特定外交政策的粗糙原型，并在某些场合暗示会对俄罗斯采取更为柔和的态度，虽然没有指明任何细节。然而，这些政治竞选活动确实得益于英美两国人民对既存外交政策的普遍不满。
年伊拉克战争揭示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在当代其他危机中亦有出现，包括与诉诸并使用武力的合法性相关的问题。对一个国家而言，在既非是言之确凿的自卫行为，亦不是经得联合国安理会明确授权行动的情况下，使用武力是否合法？以转换原有独裁政治制度为目标的现代军事占领是否能与规范这种行为的法律一致？
伊拉克系列事件还引发了几个问题，它们不仅与法律相关，还与战略研究和历史判断有关：对英美两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而言，同时参与几个有难度的军事行动是否明智？继任英国政府是否高估了本国在转化与自身文化、政治和军事传统截然不同的社会一事上的能力？
本文取材于公开出版物，将对上文提及的事件展开法律、战略与历史层面的分析。三种途径均为国际关系学术研究的组成部分。同时囊括三种迥然不同的学术方法在智识上很有挑战性，然而，从不同的角度对同一事件进行分析有其好处。这种跨学科/多学科方法也是我身与其中的、牛津大学年设立的《变动中的战争特征》项目所强调的。[2]
伊拉克战争不仅仅给英美两国留下了教训，对其他国家也有意义，包括中国。并且，就当中的某些事件而言，这些经验教训不但与未来的单个国家或联盟军事行动相关，也会影响到管理某些任务复杂的联合国维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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