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总统长期缺位现象透视黎巴嫩政治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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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巴嫩国旗

黎巴嫩政区图

黎巴嫩总统奥恩与总理哈里里

年11月4日，正在沙特阿拉伯访问的黎巴嫩总理哈里里突然宣布辞职，并指责伊朗干涉黎巴嫩内政。此后，哈里里便一直滞留在沙特。直至18日，哈里里才离开沙特前往法国巴黎，后辗转埃及和塞浦路斯，最终于22日回到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标志着此次黎巴嫩政治危机告一段落。

年10月31日，黎巴嫩议会选举基督教政党“自由爱国运动”创始人米歇尔·奥恩为新一任总统，从而结束了长达29个月的“总统空缺”状态。虽是“蕞尔小国”，但黎巴嫩始终在中东地区政治中扮演着“晴雨表”和“风向标”的作用。此次黎巴嫩“千呼万唤”选出新总统，既反映出其国内政治重新洗牌，也折射出整个中东政治发展的新方向，预示着地区力量对比的新变化。对于中东局势的观察者来说，黎巴嫩总统为什么会如此“难产”？又是什么因素使问题最终得以“解套”？新总统的产生对黎巴嫩政坛乃至中东局势将有何影响？这些问题都值得回答。

“拼盘国家”乱象多

众所周知，黎巴嫩是中东著名的“拼盘国家”，国内共分为18个主要教派，内部矛盾错综复杂，由此产生了黎巴嫩特有的“教派分肥”体制。根据黎巴嫩宪法，总统须由基督教马龙派担任，总理必须是逊尼派穆斯林，议长则须是什叶派穆斯林。年，大批巴勒斯坦难民在约旦驱逐下涌入黎巴嫩，严重冲击了黎巴嫩原有的政治平衡，导致黎巴嫩基督教徒、逊尼派穆斯林、什叶派穆斯林矛盾激化，最终在年演化为以穆斯林民兵和巴解组织为一方、以基督教民兵为另一方的内战。内战一直持续到年，导致15万黎巴嫩人丧生，30多万人受伤，经济损失高达亿美元。内战后，黎巴嫩国内各派矛盾仍暗流涌动。年，前总理拉菲克·哈里里在贝鲁特市中心一起汽车爆炸事件中遇袭身亡，引发国内新一轮政治斗争，逐渐形成两大阵营。一方是以逊尼派政党“未来阵线”为主体的“3·14”联盟，背后受到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逊尼派国家支持；另一方是什叶派真主党主导的“3·8”联盟，背后受到伊朗、叙利亚政府为主的什叶派国家力挺。

年中东多国政治动荡爆发后，沙特与伊朗之间的政治斗争渐趋白热化，黎巴嫩政坛权斗随之加剧。年5月，时任总统苏莱曼卸任，两大阵营围绕新总统人选缠斗不休。根据黎巴嫩宪法，总统由议会选举产生，而议会只有在三分之二以上议员出席的情况下才能举行总统选举投票。因为两派相互抵制对方，议会一直难以达到法定人数，竟然连续45次宣布推迟总统选举投票，为整个世界政坛所罕见。但就在众人都以为黎巴嫩政治僵局无解之际，贝鲁特的政治风云突然“峰回路转”。自今年9月以来，“3·8”联盟与“3·14”联盟两派加速进行政治对话，让大家看到政治“卡壳”现象缓解的希望。而真正的关键性事件发生在10月20日。当天，“未来阵线”主席萨阿德·哈里里公开表示转变立场，宣布支持真主党推举的米歇尔·奥恩出任新总统，最终结束了黎巴嫩持续了两年半的政治危机。

米歇尔·奥恩这个名字对长期中东的人来说并不陌生。奥恩现年已81岁，20岁考入军校，开始了其漫长军旅生涯。黎巴嫩内战期间，奥恩曾任黎军队司令。年9月，时任总统阿明·杰马耶勒解散了总理胡斯领导的政府，任命由六人组成的临时军政府，奥恩出任总理，但叙利亚支持的胡斯政府拒绝辞职，导致黎巴嫩出现两个政府并立局面。年3月，因对叙利亚在黎驻军不满，奥恩宣布发动对叙军的所谓“解放战争”。同年10月，黎巴嫩各派在外界斡旋下达成推动民族和解的《塔伊夫协议》。协议规定总统、总理、议长由有关教派人士担任的做法不变，分阶段取消教派政治制度，限制总统权力而扩大总理、议长权力等。但奥恩对协议中有关“叙军继续驻黎”不满，拒绝接受协议。同年12月，奥恩被黎巴嫩时任总统解除司令职务。年10月，奥恩被迫躲入法国驻黎使馆避难，后经法黎双方协商，奥恩于年8月流亡法国。直至年叙利亚从黎撤军后，奥恩才返回黎巴嫩。回国后，奥恩竟然一改昔日反叙态度，赴大马士革与曾经的“仇人”巴沙尔“握手言和”，并且成为真主党的盟友。年叙利亚危机爆发后，奥恩也一直表示支持真主党赴叙利亚帮助政府军。

“伊朗小胜”待观察

此次奥恩如愿以偿当上总统，关键在于哈里里领导的逊尼派阵营的最终妥协，而在当前中东教派冲突升级的背景下，哈里里阵营“退让”自然让人联想到沙特与伊朗之间的“攻防战”。

从黎巴嫩国内来看，此次奥恩胜选凸显逊尼派政治地盘缩水。哈里里现年46岁，出身于逊尼派著名政治家族，其父便是年遇刺身亡的拉菲克·哈里里，哈里里本人也曾在年至年担任总理，但因真主党反对而被迫辞职，近年来一直谋求东山再起。但事与愿违，哈里里在沙特的建筑公司因经营不善，近年来债台高筑，导致哈里里在财政上陷入困境，无法为其政治团队支付工资。年以来，哈里里所领导的政党“未来阵线”一直与真主党在总统人选问题上“掰手腕”，但近期的财政困难使其难以支撑。同时，哈里里此次妥协实际上也是一项政治交易，即推举真主党心仪的奥恩出任总统可以换取对方的配合，使自己成为内阁总理。果不其然，11月3日，即奥恩当选总统的第四天，便任命哈里里为总理并组建新一届政府。当天，哈里里发表了一份声明说，他将寻求组建一个由各政治派别参加的民族和解政府，希望各派消除分歧，致力于维护国家团结和统一，共同应对经济、环境和安全问题，结束黎巴嫩民众因两年多总统缺位而遭受的苦难。

从中东大环境来看，此事折射出伊朗的地区影响力略胜一筹。哈里里及其逊尼派阵营长期受到沙特的政治、经济支持，其家族几十年来都是沙特王室的座上宾，哈里里本人则长期往返于黎、沙之间，此次转变立场前也曾赴沙特沟通并获默许。自年以来，沙特与伊朗矛盾急剧恶化，双方争议焦点遍布整个中东，黎巴嫩也是其中一个“小舞台”。但与伊朗靠“精神力量”团结盟友不同，沙特构筑联盟主要靠“真金白银”。但年以来，沙特因油价下跌财政吃紧，在与伊朗的地缘争夺中逐渐缺乏后劲。今年2月，沙特宣布终止对黎巴嫩40亿美元军援，等于宣布沙特主动放弃“黎巴嫩阵地”。这也进一步说明，沙特虽仍然“嘴硬”，但实际上已显现出力不从心之态，或许此次在黎巴嫩的退却意味着沙特将从“全线进攻”转向“重点防御”。由此观之，在面临如此多内忧外患之下，哈里里还“硬撑”了29个月实属不易。

然而，也不能就此判断黎巴嫩从此彻底沦为“真主党的天下”或“伊朗的囊中之物”。黎巴嫩政治素来以“波诡云谲”著称，政坛人物长期说一套做一套，“台面上”的立场与“水面下”的动作经常大相径庭。奥恩现在虽然被公认为是真主党拥趸、“伊朗代理人”，但上台后其政策如何谁也说不准。就拿上一任总统苏莱曼来说，年苏莱曼上台时也被认为是“亲伊朗”的总统，但其执政后多项举动都对真主党不利；年后，他明显成为黎政坛中抵制真主党的势力代表。鉴于此，奥恩这个“政坛老手”是否会走苏莱曼的老路，是否也会改弦易辙，想必目前无人能给出准确的答案。

“衙斋卧听”有几人

黎巴嫩两派虽然在总统人选上打得热闹，在权力争夺上缠斗不止，在政策主张上相互指责，但在面临经济、社会、民生困局时谁都没有好办法。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素有“东方小巴黎”之美誉，但近年来的政经困局，尤其是去年持续数月的“垃圾围城”，让昔日的风水宝地黯然失色。目前，黎巴嫩只有不到一半的市民能享用政府提供的自来水；全国电力资源长期严重短缺、电力基础设施老化，旧城区停电是家常便饭，部分边远山区甚至完全无电力服务；公共卫生服务严重不足，大部分市民需购买私人医疗保险；全国教育系统与就业环境脱节，年轻人中有三分之一以上“毕业即失业”；政府无法提供足够安全保障，每个主要的教派都拥有自己的警察、间谍机构，而类似真主党这样的组织甚至还拥有自己的军队。黎国内官僚腐败远近闻名，根据各种国际机构的评估，黎巴嫩在“政府清廉指数”上都是绝对的“吊车尾”，甚至低于西亚北非地区的平均水平。年后，约万叙利亚难民陆续涌入黎巴嫩，占了黎巴嫩当前人口的近四分之一，使得黎巴嫩成为世界上难民比例最高的国家，更令其经济社会雪上加霜。

“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实际上，在当前的黎巴嫩政坛，最突出的问题并不是政治失灵，也不是教派矛盾，而是居庙堂之高的政治精英们没有几人做到“衙斋卧听”。年夏天因“垃圾围城”引发的大规模民众抗议风潮，便是黎民众对这种现状的强烈不满。很多抗议者的抗议已不仅仅针对政治失灵、官员腐败，而是认为当前的整套体制已“不可救药”，必须打破以教派为基础的既有制度，过渡到“非教派的、真正的民主体制”。但在当前中东乱局不断发酵的情况下，要做到这点谈何容易。新总统奥恩在当选后的演说中表示，他将“建设强有力国家”，承诺“无论付出何种代价都要铲除腐败、改善民生”，强调黎巴嫩将“不再从属于任何其他国家”，而要“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奥恩不愧为政坛老手，从这一表态中我们仿佛已读出了他的危机感、使命感，期待着他能珍惜难得机遇、活用“老将”经验、发挥军人作风，给黎巴嫩带来真正的改变。

龚正：《“拼盘国家”黎巴嫩终于选出总统之后》，《世界知识》，年23期。

从总统长期缺位现象透视黎巴嫩政治生态

年5月，黎巴嫩总统米歇尔·苏莱曼卸任，此后黎巴嫩总统职位持续空缺。截至年9月28日，在长达两年多的时间里，黎巴嫩总统选举因参加议会投票的议员出席人数未达到法定人数而被推迟。直到年10月31日，黎巴嫩自由国民阵线领导人米歇尔·奥恩将军在议会举行的总统选举投票中获得了议会名议员中的84票支持，因此当选新一届总统。至此，黎巴嫩议会已经历了45次推迟举行总统选举投票，黎巴嫩总统缺位时间已逾两年。

国家元首空缺时间之长，不仅在黎巴嫩历史上，甚至在世界各国的近现代史上都是较为罕见的。在总统缺位这一段时间内，黎巴嫩并未爆发剧烈的政治动荡。黎巴嫩所处的中东地区正处于政治、经济、社会的震荡时期，黎巴嫩国内政治局势不可避免地与地区整体局势有紧密联系。通过总统选举问题透视黎巴嫩政治生态，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黎巴嫩政治体制及其文化属性的特征，揭示黎巴嫩国内问题与地区其他热点问题的有机联系，研判当前中东地区诸多国家政治体制、格局未来发展与演变的某些趋势。这也是本文从选举政治、宗派政治、政党政治、地缘政治等多个角度分析造成黎巴嫩总统选举长期处于僵局的多种因素的初衷。

选举政治:国内政治斗争的缩影

黎巴嫩国内政治关系和政局变化十分复杂，自年取得独立以来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曾出于各种原因多次出现总统职位空缺的情况。黎巴嫩上一次总统选举时，总统职位也曾长期空缺，总统选举曾被推迟了19次，整个国家有天处于无总统状态。年11月23日，黎巴嫩总统拉胡德卸任，由于黎巴嫩各派在新总统人选问题上一直未能达成一致，黎巴嫩议会在拉胡德离任前未能选举出继任总统，致使总统职位空缺。“在国际社会的斡旋下，年11月底，黎巴嫩多数派与反对派表示愿意接受苏莱曼作为协调一致的总统候选人”。根据当时的黎巴嫩宪法，任何总统候选人在其宣布参选前两年内不得担任国家高级公务员职务，而米歇尔·苏莱曼此前长期担任黎巴嫩武装部队总司令。为给苏莱曼出任总统扫清法律障碍，12月24日，黎巴嫩政府举行内阁会议同意修宪。但当时的黎巴嫩多数派与反对派在如何修宪以及新内阁职位分配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直到年5月21日，在阿拉伯国家联盟及卡塔尔等八国外长组成的调解委员会的斡旋努力下，黎巴嫩各派在卡塔尔首都多哈达成协议，同意选举苏莱曼为总统，空缺半年多的总统职位才得以填补。《多哈协议》还规定，在举行总统选举的同时，黎巴嫩还将进行新的议会选举，组建民族团结政府，以彻底结束由总统缺位带来的国内政治危机。

而本轮黎巴嫩总统选举遇到的问题则更为错综复杂。黎巴嫩各界在苏莱曼总统卸任之前就开始酝酿新总统人选，据部分黎巴嫩媒体报道点名列举，新总统的潜在候选人多达12人，广泛涵盖了政党领袖、政府部长、驻外使节、央行行长等。早在年4月23日即苏莱曼卸任之前，黎巴嫩议会就进行了总统选举的首次投票，名议会议员中的人参加了选举，但候选人中没有人赢得选举所需的2/3的多数选票，需要举行第二轮投票。此后黎巴嫩议会不断召集总统选举会议，但出席会议议员人数从未超过2/3，因此投票无法进行，总统选举因此一再推迟。年7月13日、8月8日、9月7日、9月28日召开的总统选举会上，到场的黎巴嫩议员分别只有44人、31人、41人、35人，均未能达到进行总统选举投票的基本要求，导致本轮黎巴嫩总统选举会议被第45次推迟。

仅从选举投票的技术角度看，黎巴嫩宪法规定，总统由议会选举产生，总统候选人在首轮投票中得票必须超过议员总人数的2/3、在此后的选举会议中得票必须超过议员总人数的1/2才能当选，议会只有在2/3以上的议员出席的情况下才能举行选举投票。在宪法条款约束下，本轮总统选举的实际情况是在黎巴嫩议会举行的全部46次总统选举会议中，只有两次会议(即年4月23日和年10月31日会议)真正进行了投票，其余历次会议均未达到选举多数要求的技术门槛而流会，黎巴嫩议会由此不得不一再宣布选举推迟举行。

在年4月23日首次选举会议进行的投票中，黎巴嫩力量主席萨米尔·贾加在其所属的“三·一四”阵营支持下，获得了48张支持票，未超过议会总人数的一半。社会进步党(中间派别)候选人亨利·赫卢仅获得16张支持票。自由国民阵线、真主党等“三·八”阵营政党投了弃权票，这意味着自由国民阵线主席米歇尔·奥恩能够获得来自本党及其政治盟友的52张支持票。然而，自由国民阵线等在首轮投票后退出会议。奥恩本人对此的解释是，“(退出会议)是为了等待各方就某一候选人达成协商一致”。

这次投票是对黎巴嫩各个不同派别投票立场的一次摸底，决定了主要政党在整个总统选举进程以及随后40多次选举会议中的基本策略，也集中反映出影响总统选举最终结果的几个根本性问题:第一，黎巴嫩的“三·一四”和“三·八”两大政治阵营各自支持本阵营候选人，但双方在议会内掌握的票数相差无几，不仅无法确保在投票中赢得简单多数，也无法确保出席会议人数达到法定多数。第二，中间阵营在议会内有一定实力，有能力改变两大阵营在投票中的力量对比，然而实际情况是中间阵营不愿明确在两大阵营中选边站队，这也代表了一小部分立场相对独立的议员对于总统选举的基本态度。第三，不同党派事先就新总统人选达成“协商一致”的安排，不失为解决总统选举问题的一种方式。在首次选举会议之后，黎巴嫩各个派别围绕总统选举进行的政治斗争不断发展，但基本没有超出议会党团斗争的框架。黎巴嫩总统候选人主要有议员米歇尔·奥恩和苏莱曼·弗朗吉亚，两人分别得到黎巴嫩两大政治阵营的支持，即以真主党为首、亲叙利亚政府和伊朗的“三·八”阵营和以“未来阵线”领衔、亲沙特和西方的“三·一四”阵营。然而，直到年10月31日，米歇尔·奥恩当选新一届总统之前，无论是相互对立的“三·一四”和“三·八”阵营，还是伊斯兰教逊尼派、什叶派、基督教派、德鲁兹派等不同宗教教派背景的政党，包括处于少数地位的中间派别、独立人士在内，没有任何一种议会党团的排列组合能够确保选举得以进行，也没有任何一名候选人能得到足够的投票支持，在选举中同时达到宪法规定的2/3和1/2多数。

从更广泛的角度看，近年来随着中东地区整体局势的持续动荡，黎巴嫩国内政局亦受其影响，其国内政治更为复杂。仅以“三·八”阵营和“三·一四”阵营提法的产生，就可以看出，黎巴嫩国内政治生态受其外部环境影响之深。随着时间的推移，黎巴嫩固有的国内政治生态与外部环境相互作用，各种因素复杂交织，导致总统缺位的僵局难以突破。以总统选举问题为首的国内政治进程陷入停滞状态，并由此引发了各种大大小小的政治议题和矛盾斗争。除总统选举之外，同时出现议会选举、政府组建等重要政治问题，影响到政府总理、军队司令、安全部队首脑等一系列重大人事任命。直到年10月20日，经过多方斡旋的“三·一四”阵营的逊尼派政党“未来阵线”主席萨阿德·哈里里表示，总统空缺两年多已给黎巴嫩各方面造成严重影响，他宣布转变立场，支持自由国民阵线主席米歇尔·奥恩当选总统，以“强化国家，重振经济，保护黎巴嫩免受叙利亚危机冲击”，僵局才得以被打破，为10月31日议会的成功选举奠定了基础。

宗派政治:教派分权的政治体制

黎巴嫩属于阿拉伯国家，除了公元7世纪以后的伊斯兰文化传统之外，还有在伊斯兰教诞生之前的阿拉伯固有文化传统，其核心要素包括沙漠文化、部落文化、游牧文化传统等。在阿拉伯固有文化传统中，特色鲜明且直至今日仍然十分突出的一点是宗派主义。

古代沙漠中的阿拉伯人，大多以游牧的方式生存，没有固定的定居点，主要是逐水草而居，需要不断的四处迁徙。部落与部落之间经常争夺水草等有限的沙漠生活资源。游牧生活中仅依靠个人的力量是无法生存的，以血缘为基础的氏族与部落是贝都因人最重要的依靠，因此贝都因人视部落为最神圣的组织系统，视宗派利益为自身利益，高度重视部落、氏族、宗派。“历史学家写了好多书，考证阿拉伯各部落的宗系及其分支情形”。长期的沙漠游牧生活及部落组织形式深刻影响了阿拉伯人的文化，“遂形成极端的部落宗派主义”。在部落宗派主义的影响下，沙漠中的阿拉伯人“只关心本部族的福利，要他关心各部族共同的福利，那是很困难的。”这种宗派主义的特色作为阿拉伯固有文化的内涵之一，至今仍存在于阿拉伯文化的传统中。

作为阿拉伯国家之一，黎巴嫩文化中亦存有阿拉伯固有文化中宗派主义的传统。文化上的宗派主义根深蒂固，深刻影响着黎巴嫩当代文化，尤其是黎巴嫩的政治生态。事实上，黎巴嫩是一个人口构成、宗教信仰具有鲜明多元色彩的国家，黎巴嫩国内有大批基督徒，是中东地区少有的基督教占重要地位的国家，国内政治、文化多元化的特点十分突出。在黎巴嫩国家独立之前，年法国委任统治期间进行人口普查时，该国信仰基督教的人口占多数;年的黎巴嫩政府估算基督徒占总人口的54%，穆斯林占44%;经过70多年的发展变迁，穆斯林约占全国人口的60%，基督教徒人口占40%。黎巴嫩也是中东地区宗教教派构成最复杂的国家，获得国家正式承认的宗教教派就有18个，其中基督教马龙派、伊斯兰教逊尼派、什叶派和德鲁兹派等人数较多，影响较大。

各个宗派、各类人群的利益诉求各有取向，调和其中的矛盾并不容易，该国实行独特的教派分权的政治制度。黎巴嫩宪法规定议会按照人口及教派人数比例分配权力，总统由基督教马龙派人士担任，议长由伊斯兰教什叶派人士担任，总理由伊斯兰教逊尼派人士担任。各派在议会中的席位数量按固定比例确立。早在年黎巴嫩独立之际，黎巴嫩各派别就达成协议，以人口构成比例为基准，确立国家权力分配原则，在“议会99个议席中，基督教派与伊斯兰教派按6∶5的比例分配议员席位”。年的“塔伊夫协议”规定，黎巴嫩政府于年6月任命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各占一半的名议员，将双方议席比例确定为1∶1。“塔伊夫协议”结束了黎巴嫩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长期内战，确立了战后黎巴嫩国内政治权力的基本架构，迄今为止仍然保持总体稳定，使黎巴嫩以国内宗教教派的多元化与和平共处的特性在地区独树一帜。

这种宗派政治实际上是对于黎巴嫩国内复杂的人口与教派构成的一种回应，但这种体制也在长时间的政治实践中固化了各个政治组织、团体间原本就存在的利益诉求矛盾，也使宗派主义文化传统的影响更加凸显。可以说，在长时间的现代黎巴嫩政治实践中，这种固有文化中即带有的宗派主义文化传统，并未在现代国家概念的感召下淡化，反而不断得到强化。由于长期积累的历史原因，黎巴嫩建国伊始，社会上广为流行的政治观念就并非民族意识、祖国意识，而是一种历史遗留下来的基于宗教信仰的教派政治意识和教派利益认同，“带有强烈的维护狭隘的教派和家族私立的目的和特性”。这种政治稳定实际上是“依赖教派之间的力量平衡，而这种脆弱的平衡很容易被教派间人口、经济变化及外部力量的影响打破，造成矛盾激化。”20世纪，黎巴嫩因教派矛盾等因素引发了超过近16年的内战，更固化了文化传统上的宗派主义。因此，在黎巴嫩，“教派利益和个人利益是人们首要考虑的，国家利益放在其次……对于许多黎巴嫩人包括不少什叶派人而言，内战的结果是教派认同被固定化了”，而“教派政治必然强化教派认同，从而削弱对黎巴嫩政治统一体的认同”，代表各教派或部族利益的政治势力在面对政治分歧时，很难站在超越自身教派或部族的高度，以国家利益为重实现各教派之间和谐一致，这使得黎巴嫩政坛在面临总统换届时，国家政局的平稳总得面临教派认同及教派利益斗争的挑战，形成各族群、教派之间长时间的博弈和角力，导致总统选举的僵局难以打破。

由此，在教派分权的政治体制下，总统选举往往是黎巴嫩各个教派保持脆弱政治平衡的集中体现。总统是黎巴嫩国家元首，是国家机构最高权力的象征。总统选举涉及各个教派之间长期和缓慢的权力消长。纵观黎巴嫩近现代史，总统选举的过程往往伴随着激烈的教派、党派斗争，其结果往往是教派、党派之间寻求相互妥协并达成新的政治平衡。若仅从选举制度来看，总统根据宪法规定由马龙派人士担任，但并不是仅仅由基督教马龙派进行内部推选，而是由黎巴嫩议会选举产生，体现的是不同教派的政治意志。当前的总统选举问题，在议会内取决于议会内各个政党党团掌握票数的斗争，在议会外取决于各个政党之间是否能达成“协商一致”。所谓的“协商一致”为各个政治势力在选举投票之外寻求妥协留下了充分的操作空间。如果能够达成投票外的“协商一致”，意味着投票的结果已事先设定，总统选举问题也会迎刃而解。

政党政治:政治力量的分野

与黎巴嫩国内多宗教和教派状况相对应，该国在政治格局中形成数量众多的政党。黎巴嫩的主要政党大多以某一宗教教派为依托，体现本教派利益，比如伊斯兰教背景的政党有逊尼派的“未来阵线”(FutureMovement);什叶派的真主党(ThePartyofGodorHezbullah)和阿迈勒运动(AmalMovement);基督教派政党主要有自由国民阵线(FreePatrioticMovement)、长枪党(TheLebaneseKataebParty)、黎巴嫩力量(LebaneseForces)、巨人旅(MaradaMovement)等;德鲁兹派政党有社会进步党(TheProgressiveSocialistParty)等。各个政党之间竞争十分激烈，但出于教派分权制的制约，并无某一政党或政治集团能够占据国内政坛的绝对主导地位。年2月14日，黎巴嫩前总理拉菲克·哈里里遇刺后，黎巴嫩国内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逐渐形成了以萨阿德·哈里里为首的未来阵线、瓦立德·琼布拉特为首的社会进步党和马龙派的卡尔纳·谢赫旺集团为主组成反叙利亚的“三·一四”阵营，以及以阿迈勒运动和真主党为主组成亲叙利亚的“三·八”阵营。

“三·一四”和“三·八”两大阵营对峙的基本格局对近年来黎巴嫩国内政治问题起到了支配作用。两大阵营总体实力相当，并不存在一方彻底压倒另一方的情况，在议会内的党团斗争也是如此，因此对议会投票选举总统造成了直接影响。本届黎巴嫩议会系由年6月举行的议会选举产生，其中“三·一四”阵营获得了全部个席位中的68席，“三·八”阵营获得57席，其他3席由其他中小党派或独立人士获得。自年至今，议会席位直接决定了主要党派的大致实力对比，无论党派斗争如何演变，都无法改变政治阵营的基本划分。与此同时，黎巴嫩议会无法通过新的议会选举法而进行新一届议会选举。黎巴嫩议会任期4年、原定于年6月到期，但议会分别于年6月、年11月两次自行投票决定延长任期，直至年6月到期。这意味着议会各党团现有实力格局还将顺延下去，即便当下黎巴嫩已选出新总统。

值得一提的是，黎巴嫩总统所在的基督教马龙派在两大阵营对立的格局下力量相对分散，基督教派的整体利益没有得到充分体现。在黎巴嫩4个主要基督教政党中，自由国民阵线、巨人旅属于“三·八”阵营，长枪党、黎巴嫩力量属于“三·一四”阵营，4个政党就新总统人选始终缺少统一立场。在一段时间内，自由国民阵线领导人奥恩、黎巴嫩力量主席贾加还分别作为两大阵营支持的总统候选人，彼此存在激烈的相互竞争关系。

黎巴嫩主要政党之间遗留的历史纠葛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各主要政党之间存在的一些问题甚至可以追溯到20世纪黎巴嫩内战时期。比如，真主党脱胎于阿迈勒运动，黎巴嫩力量最早是从属于长枪党等基督教派的民兵武装;在黎巴嫩长期内战中，不少党派武装交战，战后政治重建进程中又经历了频繁分化组合，由此带来不少历史遗留问题。很多主要党派的头面政治人物纵横黎巴嫩政坛几十年，至今仍担任政党或政府中重要职务，在总统选举这样的重大问题上，有时不可避免地出于历史恩怨对竞争对手予以“一票否决”。

地缘政治:地区整体局势变化的影响

始自年底以来的中东变局横扫西亚北非地区，对该地区地缘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直至今日，叙利亚危机仍旧未得到根本解决，也门地方武装分离运动对该国政权形成很大冲击，该地区陷入多年的持续动荡。本·阿里、卡扎菲、穆巴拉克等一批传统政治强人相继倒台，世俗化的威权统治受到极大削弱。与此同时，地区各种政治势力走上前台，原本受到威权统治掩盖的民族和宗教矛盾纷纷浮出表面。因此，中东地缘政治变动也直接或间接地促使黎巴嫩国内政治发生微妙变化。

黎巴嫩的教派分权制已进行了几十年的实践，国内政治机制和体制稳固，因此总体上未受到地区局势变化的直接冲击。近年来，黎巴嫩出现的教派冲突集中体现在北部城市的黎波里，受叙利亚局势的影响，当地亲叙利亚的阿拉维派与反叙利亚的逊尼派武装人员爆发了20多轮武装冲突，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黎巴嫩各个政治派别将教派矛盾不得触及国家安全作为底线，逐渐形成维护国内基本安全与稳定的共识。年2月黎巴嫩总理塔马姆·萨拉姆组建新一届政府之后，把恢复国家安全和反恐放在首要位置，并批准了一项全面的安全计划，委托黎巴嫩军队和安全部队负责实施。黎巴嫩国内也曾出现过民众示威游行，如年8月22日，数千名黎巴嫩民众聚集在首都贝鲁特市中心的总理府和议会大厦附近举行示威活动，“抗议黎政府未能解决持续一个多月的垃圾危机，并与维持秩序的军警发生冲突，造成99名警察和61名平民受伤”。黎巴嫩示威民众针对的问题是，由于总统长期缺位，各派政治纷争严重，政府等国家权力机构无法就一些重大国内问题及时做出决策，甚至影响到社会基础服务等民生问题。虽然在示威游行活动中，少数民众打出“彻查腐败、政府下台”等口号，但在教派分权制度下，国内政治问题绝非推翻个别国家政权首脑、更换一届政府，更不是打倒对立政治阵营所能解决，黎巴嫩民众由垃圾危机引发的示威游行也很快偃旗息鼓。

黎巴嫩宪法规定，在总统缺位期间，由内阁代理部分总统职权。年2月，在上一届政府看守9个月、总统职位空缺8个月之后，总理萨拉姆组成了黎巴嫩新一届政府。从其组成结构来看，内阁成员(包括总理在内)一共24人，其中“三·一四”、“三·八”两大阵营以及以社会进步党为代表的中间派别各获得8个席位。因此，本届黎巴嫩政府是民族团结政府，在现有政治环境下最大限度体现了主要政治派别的利益。自萨拉姆政府组建以来，虽然政治党派斗争持续不断，但国家权力机构仍然能够维持最低限度运转，实现了总统缺位情况下国内政局的大体稳定，教派分权政治制度的特性得以充分体现。

地区局势变化对黎巴嫩带来的最大影响是:第一，黎巴嫩受到的国际度相对降低，弱化了其对国内政治发展的影响。利比亚、埃及、叙利亚、伊拉克、也门等地区热点问题接连爆发，客观上造成黎巴嫩问题的降温。对黎巴嫩有传统影响力的地区内外大国首要的关切是希望黎巴嫩维持国内的基本安全与稳定，而不是直接插手黎巴嫩总统选举的进程。苏莱曼总统在卸任前就公开表示，未来赢得大选的总统将由黎巴嫩人自己选举产生，而不是由外部推荐;外国可以鼓励黎巴嫩人按期完成总统选举，但没有必要进行干预。联合国驻黎巴嫩特别协调员普拉姆布利也曾表示，他同“黎巴嫩国际支持小组”成员国代表就黎总统选举事宜进行了磋商，代表国际小组强调，“黎巴嫩总统选举纯属黎巴嫩内部事务，必须在没有外部干涉的情况下举行”。直至年，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莫盖里尼在访问黎巴嫩时也表示，欧盟认为黎巴嫩总统选举是黎巴嫩内部事务，同时也是欧洲和国际社会的问题。

此外，基督徒提出的提升总统职权问题亦得不到外部力量支持。自年内战结束后，黎巴嫩的国内政治基本架构由“塔伊夫协议”确立。“塔伊夫协议”规定，“总统是武装力量最高统帅，但其一切决定必须经内阁批准;总统可主持内阁会议，但无表决权”，因此该协议“削弱了总统的职权，实际上是总体上削弱了基督教派权力”。年多哈会议沿袭了“塔伊夫协议”架构，在选举新总统的同时，需选举新议会，组建新政府，采用了黎巴嫩国内政治问题一揽子解决的模式。

然而，距离签订“塔伊夫协议”的年，至今已过去30多年，黎巴嫩所处的国内外环境时过境迁。在黎巴嫩基督教内部，有纠正“塔伊夫协议”削弱总统职权的某些趋势，使总统选举超出选举某一具体人选的范畴，具有一定程度上重组政治架构的意义。同时，再次沿用“塔伊夫协议”或多哈会议模式一揽子解决总统选举等黎巴嫩国内问题的时机尚不成熟。原因在于:一是无论西方大国还是阿拉伯国家，外部推动的作用乏力;二是黎巴嫩国内教派斗争不断演化，与“塔伊夫协议”时期已有巨大差别。

第二，沙特与伊朗展开的教派政治博弈传导至黎巴嫩，对其国内产生政治压力。黎巴嫩是中东地区小国，历来是域内外大国角力和施加影响的舞台。近年来地区局势剧变，美国在中东继续实施收缩战略，传统地区大国的影响力恢复上升，其中沙特与伊朗两个大国的博弈引人瞩目。

随着核问题达成最终协议，伊朗从西方国家长期制裁松绑，在地区热点问题上发挥的作用预计还将有所上升。沙特对伊朗及地区什叶派势力的不断扩张十分担忧，两国关系在年初因伊朗游行示威者焚烧沙特驻伊朗使馆而再度紧张。沙特伊斯兰教逊尼派及伊朗伊斯兰教什叶派的不同属性，使两国在本地区的较量具有教派冲突的显著特征。尽管各方对教派冲突是否成立还持有不同观点，但黎巴嫩作为逊尼派与什叶派长期共存的国家，特别是有什叶派政党真主党的存在，恐难以避免因沙伊关系而陷入地区更大范围的教派分歧和冲突之中。

近年来，黎巴嫩真主党与叙利亚、伊拉克等地区什叶派势力一并被视为伊朗打造的“什叶派之弧”。但真主党问题首先是黎巴嫩国内遗留的历史问题。真主党是什叶派的政治和军事组织，最早成立于年6月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期间。年黎巴嫩内战结束后，黎巴嫩各派根据政府的决定，解除了各自拥有的民兵武装，但真主党以抵抗以色列为由，没有解除武装组织及上缴武器。此后，真主党从军事组织向合法政党逐步转变，自年起参加黎巴嫩议会选举，直至最近一次年的议会选举中获得了超过20个的席位，在本届黎巴嫩政府中有两名部长。年黎巴嫩与以色列因真主党俘虏以士兵而爆发武装冲突，以色列未能取得全胜，真主党因而声势大振，在黎巴嫩国内政治格局中发挥的作用日益上升。正是在黎以冲突期间，伊朗开始公开支持真主党，称其为黎巴嫩(对抗以色列的)抵抗运动的主要武装力量，两者之间的相互联系不断增强，成为事实上的地区盟友。

年以来，包括沙特在内的一些地区国家出台了一系列针对真主党和黎巴嫩的制裁措施。先是沙特在2月中止了对黎巴嫩的30亿美元军事援助，然后又宣布对多个黎巴嫩公司和个人进行制裁。3月2日，海湾合作委员会将真主党列为恐怖组织;3月11日在埃及首都开罗召开的阿拉伯国家外长会议谴责真主党支持恐怖主义活动。

在当前的地区环境下，沙特针对真主党和黎巴嫩所做的这些政治遏制举措，显然是针对伊朗及地区其他什叶派势力。这些举措对于真主党在黎巴嫩国内的政治影响力并没有产生直接的削弱作用，正如黎巴嫩外长巴西勒所言，“真主党是黎巴嫩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黎民众中有着广泛的代表性，在黎政府和议会中都拥有席位。因此，黎巴嫩不能接受阿盟将其定性为恐怖组织。”但地区大国沙特与伊朗在政治上博弈，事实上已产生了对黎巴嫩国内政治生态的影响，黎巴嫩当局因此将在维持国内政局稳定的同时，承受更多地区大国博弈及教派矛盾与冲突的压力。

第三，叙利亚危机发展前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黎巴嫩政治力量对比的变化。多哈会议之前的黎巴嫩国内政治危机中，黎巴嫩两大阵营对立格局的影响已充分显现。“三·一四”和“三·八”两大阵营格局于年拉菲克·哈里里遇害及叙利亚自黎巴嫩撤出驻军前后逐步成型，二者以反叙利亚或亲叙利亚的立场明确划线，并不是单纯以宗教教派划分。年叙利亚危机爆发，迄今已持续超过5年，并且尚未出现明确的解决前景。叙利亚问题的不确定性导致黎巴嫩国内关系更为复杂，两大阵营对立的格局也出现一些微妙变化。叙利亚局势演变必然导致黎巴嫩反叙和亲叙势力的实力对比出现变化，但是这种变化究竟向哪个方向发展，黎巴嫩政治阵营是否还会以亲叙或反叙划线，黎巴嫩国内各派对上述这些问题并没有答案，也没有决定权。等待和观望叙利亚局势发展成为黎巴嫩国内的一种微妙心态。体现在总统选举上，新总统人选代表了黎巴嫩国内政治格局变化的大趋势，涉及后叙利亚危机时期权力的重新分配，因此新总统必须体现教派、党派之间的微妙平衡，避免预判叙利亚问题的出路和影响，也竭力避免出现一方完全压倒另一方的局面。

在议会方面，议会两次延长任期使各个政党议会党团维持现状，从而造成历次总统选举会议各方不断僵持。为避免投票结果出现不利于自身利益的任何意外，部分党团采取缺席会议的方式，导致会议到场议员人数不断减少，因为无法达到宪法规定多数而不断推迟。在内阁组成方面，两大阵营和中间派别均分内阁席位，这种安排具有一定权力过渡的性质，兼顾了主要派别各方利益的平衡。

值得一提的是，叙利亚德鲁兹派政党社会进步党逐渐演变为除两大阵营之外的中间力量代表。此外，主要基督教政党之间的关系也出现一些变化。自由国民阵线与黎巴嫩阵线于年1月18日宣布，黎巴嫩力量支持自由国民阵线领导人米歇尔·奥恩参选总统，双方在年达成的共同意愿文件的基础上，决定抛弃过去、面向未来，开展政治合作及公平竞争。两个长期对立的基督教政党化敌为友，出现了跨政治阵营的联合。年10月31日，米歇尔·奥恩当选新一届总统。虽然我们不能由此断定黎巴嫩两大阵营的格局出现了根本变化，但反映出主要政党已开始着眼长远，就分化联合进行早期尝试的一种动向和趋势。

结论

总的来看，黎巴嫩总统长期缺位是特殊政治制度在特殊历史环境下产生的复杂问题，涉及黎巴嫩国内外一系列深层问题。其中，不仅有技术层面选举政治的问题，也有文化上宗派政治、政党政治的内涵制约，另外还受到地缘政治的影响。

总统选举等黎巴嫩国内问题与其自身特殊的政治制度及文化传统有紧密的联系，但我们不能简单地将总统缺位归咎于教派分权制或文化传统的影响。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教派分权制对维持黎巴嫩内战以来国内总体和平与稳定、体现不同教派和政党的意志和利益具有重大的历史性意义。对于黎巴嫩这样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多教派的国家，这种制度是国内政治进程的伟大尝试和积极成果。教派分权制有其弊端，其表面化的结果是国内政治始终处在动态的平衡之中，政党之间的激烈斗争呈现出一定的周期性，历史上多次出现的总统长期缺位正是这种动态的缩影。但我们对此不能简单地得出结论，将总统缺位归咎于黎的教派分权制度或文化传统的影响。从年5月至年10月，本轮总统缺位时间尤其长，是复杂局势下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尤其是因为黎巴嫩身处当前周边地区局势剧变的漩涡之中，使教派分权制对国内政治的积极调节作用受到了削弱。

黎巴嫩总统选举的进程与结果，与地区周边局势，比如邻国叙利亚局势的发展变化息息相关。此次总统选举是黎巴嫩国内政治格局发展的风向标，也代表了教派分权政治制度未来发展的某种趋势。由此反映的黎巴嫩国内政治生态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诸多地区国家热点问题的复杂性。这些国家的政局演变，既具有阿拉伯国家历史文化和政治制度的整体性，又具有国别差异性;既具有与外部局势相关联的外因，又有国内政治进程的内因。总统选举的长期缺位，并未改变黎巴嫩教派分权制的政治实践，但长久的总统缺位所带来的弊端，对各执诉求的黎巴嫩政治利益各方释放了日益清晰的提醒，即以国家和地区的稳定和大局为先，解决当前黎巴嫩总统缺位的问题，使黎巴嫩政治生态朝更具向心力、更具稳定性的方向发展。

肖凌：《从总统长期缺位现象透视黎巴嫩政治生态》，《西亚非洲》，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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