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上的中国形象并非铁板一块，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存在着差异，这构成了中国在拉美构建国家形象的背景。作为中国国际形象的组成部分，中国在拉美的形象经历了从革命意识形态输出向合作伙伴的变迁。在这种形象变迁过程中，中国被拉美人看成风险和机会。中国的崛起因其对环境的冲击、移民和对自然资源的需求让拉美人产生焦虑，中国在拉美发展的可持续性及其在海外的扩张形式会影响拉美对发展路径的选择，但同时中国在拉美的存在也促使拉美人对当地政府及其治理能力的反思。这种在双边合作中生成的中国形象需要在统一战线的框架下通过强化中国的软实力建设来巩固或消解。
中国拉美形象变迁形象建构软实力
近年来，中国与拉丁美洲（以下简称拉美）的关系出现了良好发展势头。在过去3年多时间中，已有19个拉美国家与中国签署了“一带一路”共同建设合作备忘录。如同非洲大陆一样，拉美国家不仅是中国的重要商业伙伴，而且也是一个建立多边主义和多极世界秩序的重要力量。健康的中拉关系有助于这些目标的实现。但在现实的合作中，由于双方历史、文化和政治制度的差异，时常会在拉美产生不利于中国的负面看法，这些看法有可能会与发达国家所谓的“中国负面形象”遥相呼应，造成“中国形象本来如此”的错觉。本文以“中国在拉美的形象”为切入点反思中国在拉美的形象流变，提出借助加强软实力建设来改善中国形象的建议。
一、分裂的中国国家形象
中国在国际上的国家形象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因各地区的发展程度和文化差异存在着差别。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在年7月18日发布的《美国形象在全球优于中国》的报告显示，就拉美地区国家（阿根廷、墨西哥、智利、委内瑞拉、巴西、玻利维亚、萨尔瓦多）而言，从年到年间中国在拉美享有较高的正面形象，尤其是那些对中国大量出口商品的国家，如在年，委内瑞拉、巴西和智利的受访者对中国持正面评价的百分比分别达到71%、65%和62%。该报告指出“对中国的态度因地区不同而有差异……非洲平均72%的受访者和拉美平均58%的受访者对中国持正面看法”。在皮尤中心年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之际对17个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所做的“中国的经济发展影响”报告中，我们看到在拉美的三个大国（墨西哥、巴西、阿根廷）中，认为“中国经济的增长是一件坏事情”的比例依次为24%、25%、28%，“是一件好事情”的比例依次为64%、55%、54%，“来自中国的投资是一件坏事情”的比例依次为30%、29%、47%，“是一件好事情”为91%、59%、43%，认为对自己国家的经济具有本质影响分别为61%（阿根廷）、61%（墨西哥）、60%（巴西）。在年至年“持续受益于中国经济”的墨西哥对中国的正面评价增加了26个百分点（38%-64%）、巴西增加了16个百分点（39%-55%）、阿根廷增加了12个百分点（42%-54%）。同时很多国家的民众认为与中（66%）、美（64%）两国保持经济双边关系是好的；48%的受访者认为中国的经济影响更正面，而认为美国经济影响正面的占42%；看好本国与中国关系的墨西哥、阿根廷和巴西的民众分别占比76%、66%和58%。在对34个国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就“中国形象”进行的调查中，呈现出分裂状态：西欧国家总体上持负面看法（最低的为西班牙53%，最高的为瑞典70%），中东欧国家看法分裂（保加利亚、波兰、立陶宛等国的看法呈正面，捷克与斯洛伐克呈负面），美国和加拿大呈负面，亚澳邻国呈负面（韩国63%、澳大利亚57%、菲律宾54%），俄罗斯（71%）和乌克兰（57%）呈正面，中东（以色列66%、黎巴嫩68%、突尼斯63%）、拉美（巴西51%、墨西哥50%、阿根廷47%）和撒哈拉非洲呈正面（尼日利亚高达70%），并且，青年人比老年人更易持正面看法，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更易持正面看法。
从上述皮尤调查报告看出，中国的国际形象呈现如下特征：总体上，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看法优于发达国家（欧美），尤其是中东、拉美和南部撒哈拉非洲大多对中国持正面看法。
二、中拉关系的历史路径：从革命意识形态走向合作发展
中国与拉美地区的联系可追溯到16世纪后半期由菲律宾马尼拉到墨西哥阿卡普尔科（Acapulco）的最早的一条全球化航线——海上“白银之路”，但该航线在19世纪随着西班牙和清帝国的衰落以及墨西哥的独立而中断，不过这种联系在19世纪中期被“华人苦力”贸易关系所取代：清王朝因“华人苦力”所遭受的苦难被迫与拉美国家建立了正式的关系。随着后来清王朝的终结、新旧政权交替和新中国20世纪70年代的改革开放，中国与拉美的关系经历了不断修正。不过，中国过去将近年的内忧外患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的国际关系，包括与拉美的关系。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与拉美的关系基本包括以下阶段：民间外交阶段、革命经验分享阶段和合作发展阶段。在20世纪50年代的民间外交阶段，由于当时的国际冷战形势，新中国与拉美地区不存在正式的外交关系（除古巴外），双方的交流活动更多由民间人士展开。中拉双方在非官方层面交流频繁，同时大量中拉文学作品及领导人著作被互译，尤其是古巴，选择了中国道路。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初的革命经验分享阶段，随着中苏关系的紧张，中国尝试把中国的革命（游击战）经验分享到拉美来反对“美帝国主义”，但在60年代中期随着古巴倒向苏联和游击战领导人切?格瓦拉年在玻利维亚遇害，中国与拉美国家关系受挫。在20世纪70年代，随着中国重返联合国、中美在年建交和中国在年实行改革开放，中拉关系开始进入建交与合作的发展阶段。进入21世纪后，中拉关系更是步入快速发展轨道：8年的《中国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政策文件》白皮书把中拉关系提升到“战略高度”；年1月，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CELAC）峰会通过《关于支持建立中国－拉共体论坛的特别声明》，为中拉开启整体合作进程奠定了基础；年中拉正式启动中拉合作论坛（China-CELACForum）。不过，中国的近现代发展史、中拉关系发展史以及双方的文化差异构成了拉美解读中拉合作的重要参照。
三、中国在拉美地区的形象变迁
中国在拉美的形象经历着变迁。作为欧美殖民文化的继承者，在拉美也存在着西方人对中国的刻板成见，如：18世纪的“知识的保管者”、19世纪所谓的“黄祸”、20世纪所谓的“红祸”以及“千年的武术教师爷”“新的东方知识的持有者”“西方经济的威胁者与失业的制造者”。虽然如此，但拉美因本地区的特征，并没亦步亦趋盲目跟随西方。
随着新中国与拉美合作的不断发展，中国在拉美拥有了新的形象。墨西哥学者克里斯提娜?穆罗通过对哥伦比亚两家主要媒体8年至年报道内容的分析，得出了三个结论。首先，哥伦比亚人对中国的兴趣不只是双边关系，而且对中国的全球行动能力、价值观及其庞大的经济规模更感兴趣，“中国代表着一种非启蒙现代性的模式”，其取得的成就对西方普世价值观提出了质疑，尤其是人权和民主；其次，在哥伦比亚的媒体中主要存在着两种有关中国的看法：或把中国看成积极的商业伙伴，或视之为全球背景中的冲突制造者；最后是与日本的崛起相比较，把中国看成美国的威胁。阿根廷学者马里亚诺?莫斯克拉在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CEPAL）的年度报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国际融入概述》（PII，-）进行了话语分析后指出，中国在拉美的存在一方面随时间而变化，另一方面中国对拉美既是机会又是威胁。具体而言，中国在拉美经济话语中的形象具有这样的显著特征：自年到1年，问题和威胁是拉美地区描述中国的主要话语框架；从2年起，描述中国的话语框架主要集中于机遇。
智利国际关系教授劳尔?贝尔纳尔?梅萨通过分析拉美外交政策中的中国形象指出，中国在拉美拥有以下三种形象：一是商业伙伴。尽管表述不同，但风险观念占主导。二是经济和社会发展与现代化的另类国家模式的体现者。三是非霸权的多极世界新秩序的一极的构建者。总体而言，在拉美人看来，中国在拉美的存在出于两方面考虑：在地缘政治利益方面，在维护本民族叙事（维护“一中”原则）之外争取构建一个不同于西方的世界秩序，而在地缘经济方面，更重要的是维持自己的社会和经济的持续发展。
四、反思中国在拉美的形象
就中国在拉美的具体形象而言，存在着积极面和消极面。积极面是主要的，其推动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和就业，改善了对当地环境造成的不良影响等。但也存在不少值得我们思考的负面形象，这些负面形象有可能对中拉合作构成障碍。哥伦比亚学者奥斯皮纳?埃斯图皮南在对拉美五国（哥伦比亚、秘鲁、墨西哥、萨尔瓦多、多米尼加）的五份主流报纸年关于中国形象的报道进行了内容分析后指出，在经济层面，中国在拉美的投资给拉美带来了机遇，但同时也对拉美的同类产品造成了冲击；中国不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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