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K分开旅行的第一天坐大巴到了索菲亚，刚到索菲亚就被自己定的廉价booking给骗了。付了钱，到了给的地址，敲开了门发现这的住户已经在这住了很多年，前台电话打不通，消息也不回复。原来用了真的外景照片和假的内景图，让人以为是个正经旅馆。第一次用booking被骗，心情荒诞。我到附近一家四星级酒店借卫生间，前台是一个叫娜塔利亚的女人，大概四十出头，金发厚唇，优雅沉稳，处事不惊，用面对孩子犯错的无奈眼神看着我。她说如果你想的话我可以给你折扣，一间房50欧一晚，我跟她道谢和婉拒。她帮我打电话报警，又给booking打电话帮我退钱，最终重新定了青旅。我坐在酒店外的咖啡座一直画画发泄，和朋友打电话，等到了入住的时间，拿回充电宝和娜塔莉亚告别。出发到青旅，然后睡了一整天。初到索菲亚觉得好萧索啊，首都没有首都的样子，建筑年久失修，墙皮剥落，到处都是二手店，很多无所事事的警察。人们走在街上提着大型外国超市如Lidl和billa的购物袋在街上没有目标地行走，生活被工业侵蚀着，愁眉不展，汗水蚀刻在褐色脸颊上，写着生活不易。穿过几条街，有很多零售店，让人觉得经济不景气，仿佛他们的钱只够买很多小玩意儿。还有很多花花绿绿的酒和糖一起卖的小店，和随处可见的赌场。整个城市都不尽人意，但奥斯曼时期建造的中央温泉却很温暖，在夏季冒着热气，所有路过的人都能在这接上一杯泉水，有人用塑料瓶把泉水装回家，流浪汉在这洗脚。我想象着冬季，再绝望的人和动物能触摸到天然的热水，也会觉得治愈。这大概是这座城市最平等的地方，奥斯曼帝国留下的实用宝藏。我带着疲惫和伤感，大脑一片混乱，在土耳其餐馆吃饭。因为疫情不能去希腊，也不能去土耳其，下一步不知道去哪。老板Mahmut指着新闻说就在刚刚土耳其打开了边境，我豁然开朗。他问我来自哪，我说中国，他想学中文，邀请我每天来餐馆教他中文。我想或许这次我能去土耳其，就跟他交换当语伴。模式是我想知道什么，他就告诉我什么。有一次我做了一个梦，问他“我昨晚梦到你”怎么说。“Senirūyamdagōdrum.”在土耳其语里是“我在梦里看见你”。原来梦是一种视觉，视觉是一种形象，形象是欲望，欲望是执着，执着是自我催眠困境，是幻想，是梦，是桥梁。有时候我在想我们依据直觉所做的事，是不是早就一遍遍在梦的反复体验里演算好了，以至于看似偶然的事发生得这么自然。经过一个月旅行，到达索菲亚的时候我已经什么也不想做，就观察着他的生活。他收留并教会很多人技能，包括没有工作的保加利亚人，想得到签证的土耳其人。在餐厅里可以看到他丰富的社会关系网，来店里的客人有土耳其银行工作的人，做移民生意，帮他们合法/非法移民到欧洲的人，送牛奶来的人，肉铺的人，送甜点来的人、收垃圾的人、土耳其律师、土耳其工人，他还收留了一个流浪老人，每天在店里和他们一起看球、吃饭、生活。人们来到这里，一起构建了这个时空，场域里是家的气氛。Mahmut请我吃早餐，有橄榄、黄瓜、番茄，他自己做的burek，里面是韭菜和奶酪，还有黄油蜂蜜土司。他从未停止运动，每一件事都会去参与和指导，时常和员工们开玩笑。中途有客人来就和他们打招呼互动，用尽他会的所有语言让客人感到亲切开心，一刻也没有停止散发生命。上课的时候，他给我介绍员工娜迪亚和奥斯曼，让我和他们聊天练土耳其语，也带我去朋友开的baklava点心铺。他问我想去参观索菲亚的什么地方，我说清真寺，他找到认识的人，打开门带我参观这座十六世纪建立的清真寺。世界被他的参与编织着，我在他的热情好客下被治愈了。他熟练六种语言，大多数来自面对面的交流，他给予他的技能，别人也教给他，他的世界简单直接，没有阻力。客人给他礼物，桃子、烤肉、点心，他给客人一些折扣和温暖的语言。他总是在得到之前就想给与，当你说想了解语言时，他已经把课程、茶点构想好了；当你在店里时，他已经想把其他店和朋友介绍给你；当你说想去土耳其旅行时，他已经想到帮你找当地认识的人照顾你了，他像一口温暖的泉水。交流的时候，他往往选择从易到难，让人们容易理解。就像他介绍自己的城市，先说伊斯坦布尔，第二天见面的时候则告诉我更详细的地名，位于伊堡和安卡拉之间的D?zce。这种小小的细节和关照充满着他的人生经验。他对文字不感兴趣，语言是他交流的热情。他不用熟知英文的拼写法和深刻的作家，只爱每一个活生生的人。书中理念不曾束缚他，他灵活得像章鱼穿梭在世界，细腻的感知到达文字无法到达的缝隙。年轻的Mahmut做过很多工作，其中一份是在格陵兰岛开采石油。他看到一座座冰山在海上浮动，冰不只是蓝色和白色，而是彩色的。我脑海里浮现被欧泊光晕糖纸包裹的一座座冰山，在奇异的晚霞下熠熠生辉。壮丽的景象漂浮在他的眼里，他下垂的眼角边泛出彩色的光。随后他坐船经过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从西雅图到纽约，在美国呆了11年，在餐厅当厨师，也教和别人语言交换学会了英语。受家人挂念最终回家，但为了赚钱来离土耳其不远又是欧盟国家的保加利亚。餐厅里的电视一直播放着土耳其的频道，里面有葬礼发生。我们去了一家中国杂货店，无非是中国批发市场的商店样子，在保加利亚可以满足人们日常生活的一切需求。我们在厨具货架时不知道怎么聊到一个土耳其传统，Mahmut出生的时候，家人把木勺子换成金属勺子。家人的习惯因为新生命的到来而整体改变，生活被镀上金色的时间，仿佛蜂蜜色的阳光照进这个家庭。这样的仪式感令人感动，不管在哪里，他心里都有一个被珍视的意象。“有什么能帮助你吗？”长发的图书馆工作人员问。“我只想找个安静的地方读书。”我说，像一个疲惫的旅客来到冬夜的旅店，像逃遁到与世隔绝的小木屋。接待员充满理解，甚至建议我办一张借书卡。“说不定你还会再回来呢。”他目光沉着，仿佛料定我会回来，带我领了房间和桌子的号码牌，把我送进众神遗留藏匿的神庙。图书馆和医院，治愈我疲倦、敏感、妄想的心。木质的桌子和典雅的地毯环绕着我，我意识到自己是一个虔诚的祈祷者。奇异世界的城门正向我打开。古代的阿拉伯商人和犹太商人来到一座城市会带来新奇货物，我能为这里留下什么？他走过来问我应该把我的姓放在前面还是名，哪一种我比较喜欢。“哪一种都行。”来自我的粗糙回答，我又把这些问题当做工具而没有从中榨取乐趣。我为我冷漠而粗鲁的语言感到抱歉，语言应该像胸脯一样柔软，由点扩散到面，并且有过渡地带不让人感到尴尬。我忘记问他的名字，我压抑社交的欲望寻求安静，或许我永远也不会知道了。我看着桌子上的编号，发现图书馆里所有的单数桌子都消失了，疫情带来一次减法，人们和事物从本应该的假设中消失着。去了在郊区依山而建的国博，感到压抑和抑郁，看着Mitras乘驾马车的金像，我暗示自己很多遍“黎明就要到来了”，几乎在祈祷，从我肺部挤压出空气去献祭。妈妈，没有好消息。爸爸，从不传达感情。今后的人生应该如何继续，缺少家庭的力量，我可能燃烧不了很久。想到色雷斯人在黎明到来的时候被希腊人同化了，我在博物馆默默地哭。在青旅遇到一对巴黎来的越南裔父子，我们用法语聊天。他们散发着对中国的热情，激动地告诉我，他们的祖先明清时来自洞庭湖。历史将我们连接，暗自饱含深意。我逐渐感受到人的可贵，他们的生活、灵活的生命和无可替代的当下，比历史、知识、文化都重要，打破着陈旧和腐朽的思想，因地因时而调整状态。适应是一种智慧，融入也是。我想我缺少很多智慧，高效的生活习惯扼杀着我，真正的我。我意识到这次旅行应该称为旅行自助餐，想到哪就到哪，旅行饕餮，吃到涨破大脑和消化系统。我得到的太多了，也太脆弱了，我的体系不足以生存。我破破旧旧，摇摇欲坠，身体没办法分解这么多养分和糖。我讨厌鲸吞的自己，失去味道，那些美好的信息失去了质量和质感。下次旅行我决定至少一个月都在同一个国家生活。从图书馆出来经过市中心，发现有人搭帐篷，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城市奇观。坚硬的地砖不能插入地钉，帐篷随时可能被风掀起，这种柔弱的抗议示威方式打动了我。本来准备长时间不说话，但是没有抵抗住好奇心，走上去和他们聊天。这是抗议的第45天，市中心有三个据点和一个巨大的帐篷营，这几个地方堵住了市中心的马路，所以市中心几乎没有车辆。一个离国务院建筑只有十几米的主营，人们来这边聊社会生活问题、签字、请愿总理下台，马路对面是总统府；另一个帐篷在离国务院5米的地方，是残疾儿童的妈妈们搭的帐篷；另一个是学生团体，在保加利亚国家图书馆和城市公园中间；还有就是从各个地方来这参加游行的散军。每天晚上8点，大家在主营，也就是国务院门口发言、倡议，大概持续30-60分钟，然后大家开始游行经过这个城市的中枢：议会、国家美术馆、主教堂、国家银行、图书馆、鹰桥来到大帐篷营，有乐队演奏和纪录片放映，夏天有人提供免费的冰沙。波利米尔是这次活动的领导人，温文尔雅，有着良好的家庭教育和社会背景，从德国留学回来一直在律师协会工作，也为很多人无偿打官司。他每天都穿着polo衫，带着墨镜，取下墨镜后是一双疲惫、慈祥的眼睛。他的背大概因为长期伏案有些微驼，在人群中很低调。他声音不高，情绪平稳、不外露，但大家在他面前都变得温顺。他英语不太好，先后介绍给我了三个人，一个是说英语的律师露西，一个是中文翻译乔治以及一个英语好的导游。露西看上去有些憔悴，她声音沙哑，眼睛红红的。我从她的告诉我总理在位11年，政府腐败，从教育、医疗系统偷了很多钱。她的儿子是兽医学生，但是没有经费和条件练习，每年学费欧，大多教授书本上的理论知识，而她的工资大概也是每个月欧。如果没记错她有法律的硕士学位，但是在目前的社会没有关系很难有上升空间。知识分子在这生活极为不易。在位的总理是前总理的保镖，当过司机、运动员，但是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当时人们选他是因为觉得他品尝过底层的滋味，代表着底层人民的利益，但是政府上台后逐渐利用权力敛财，建立起贪污受贿的人际关系网。目前他们希望政府下台，通过总统组建临时政府，然后进行新的选举，让精英领导国家，组建人民代表和监察组织。乔治是中文商务翻译，商业也涉及到法律，所以他懂一部分法律，在法庭上为中国商人翻译过。他和我妈妈一个年纪，非常谦虚好学，眼里闪烁着人文的光，恒定的光源追求着真理和正义。他随身携带一个小本子，我们在一起说中文，我说到一些名词他不明白，就用本子记下。我现在还记得我们跟着队伍游行，他在路边停下，用腿夹住他的公文包，掏出本子记下的第一个词是“精英流失”，我们聊着天不知不觉落到了队伍的尾巴。他告诉我保加利亚加入欧盟付出了很多代价，他们本来有核电站，但欧盟叫他们关闭核电站，从国外买电，居民的生活成本升高。如果在外企工作，待遇会比国营的公司好，但因为政府腐败，外企逐渐离开保加利亚，欧盟给保加利亚的拨款也到了总理那。他说检察院和内务司被总理买通了，执政期间修改法律，“鬼子写圣经”就是现在的局面，我从来没有用过这个词，对他的表达感到吃惊。中途一个小女孩和她的阿姨坐进帐篷，我和她们聊天，她妈妈是钢琴家、爸爸是歌剧演唱家，现在在当音乐老师，但是工资还是不够维持生活，以及对各种现状的不满，于是参加游行。很多家长来参加游行，无暇照顾孩子的时候，没事做的我会和伊万一起跟小孩们踢足球。帐篷是开放的，来自社会各个领域的人，厨师、软件工程师、戏剧学生、美院教授、心理学家、银行工作人员、失业者，有时间就会来讨论，让我想到古希腊畅所欲言的广场。有人陆续送来食物和水，有人签字后留下一些钱，还有陌生人骑车来送给我一个东正教的护身符。克里奥帮我搭帐篷，用pvc管压住帐篷边缘，然后用砖头压住管子，同时教我一些奇怪的希腊语。在大部分欧洲国家，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会学希腊语和拉丁语，但因为地缘关系，希腊语几乎是保加利亚人的第二语言。他告诉我市中心这一块黄色的地砖是奥匈帝国时候在奥地利烧制的，送给一个亲王的礼物，在地砖的背面还能看到奥地利的城市名称。而索菲亚市中心建立在Serdika古城5米之上，是公元二世纪的文明，那时候已经有了先进的下水道系统和教堂。我躺在交叠的历史上面，感到非常魔幻，辉煌的历史和当代的痛苦相分离，坚不可摧的政府大楼和在风中摇曳的帐篷形成鲜明对比。今天图书馆没开门，我坐在图书馆的门口的长椅上怅然若失，读着书。有一种飞虫长得很像花瓣，黑色混着白色，一片一片地飘落在我头发上、肩上、腿上，小的是大的的分型，越大越复杂，越小越纯粹。一个背着破旧背包的老人来看书，见没开门，就在门前的小花园里摆弄玫瑰花。她一身黑裙，一头白发，在炽热的玫瑰丛中佝偻着腰，我不记得她本来就有点驼背还是因为玫瑰而倾身。一个俄罗斯人从背后绕过我，踩在水泥地上干枯脱水的蚯蚓上，问我有烟吗，很经典的俄罗斯式开场。随后他提到咖啡和性，让我怀疑这是黑话。他说我有个旅馆你感兴趣吗？我说不，请不要和我讲话。谁敢相信在被基里尔和格拉哥里的雕像守护的神圣土地前，有人在这谈论性和交易。大概他们认为这只是一个普通公园。之前搭车，司机说有10%的保加利亚女人成为妓女，我感到难过。如果一个绝望、走投无路的女孩坐在这个位置，她是否会答应，走向看不见的路。想到那些随处可见的赌场收割着底层生存者的最后一丝侥幸，廉价的工业甜食提供着他们一天的燃料和安慰。我意识到我在法国遇到的移民，背后的国家问题绝不简单。黎巴嫩没有中产阶级，只有暴富和赤贫，满世界的黎巴嫩人不是有钱出来挥霍就是没钱出来工作救济，马赛的保加利亚建筑工人出来寻求活路，还有因为土耳其种族主义针对的库尔德人，也在这生活着，被屠杀的亚美尼亚人已经在这生存几代了。法国好像成为一个国际庇护所，人们看到一线希望。“真正的城市为公民带来对自由的挚爱”，法国曾经满怀这样的愿景，或者说欧洲试图构建这样的城市，可惜在资本的冲击下，理想被一点点击碎，人们看到的是充满戾气、体无完肤，不再相信理想政体的社会。daskilelouch
转载请注明：http://www.yinghuochonga.com/lnfz/7291.html
